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实际目的，在于通过粮食生产控制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名义上却是“自由市场的有效性”。
控制世界的开端——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是通过粮食生产控制世界的开端。
约翰·D·洛克菲勒Ⅲ(John D.Rockefeller Ⅲ)在1953年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事会，主要关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洛克菲勒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介绍“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
20世纪50～60年代，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来到墨西哥，主要从事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品种研究。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致力于一个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育种研究的小麦计划。
他们在粮食与农业方面的努力在当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宣布了一项P.L.480项下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粮食援助的草案，指出获助国家只有同意一些前提条件才能得到援助，其中包括同意洛克菲勒开展在该国的农业发展日程。这使他们的人口控制项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为美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
1970年诺曼布·劳格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获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生物学奖，与若干年后亨利·基辛格(HeyKissinger)获得的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有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圈中的佼佼者。
约翰·H.·戴维斯(John H.Davis)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政府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戴维斯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有一个策略在胸。1956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务农业的转变”。不过当时很少人支持他的观点。
戴维斯、哈佛商学院教授雷·高柏(Ray Goldberg)和俄罗斯籍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fief)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二战时列昂惕夫曾工作于美国劳动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SS)。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一笔为期4年、金额为10万美元的奖金，设立了哈佛“美国经济框架下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国空军加入到项目中，这个军事团体的加入当然很蹊跷。很快，福特基金会也加入到了项目中。
多年后，大家明白了，这个哈佛项目和商务农业，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投资的转基因植物的发展研究也属于这个战略。
巨大的影响力网络
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D·洛克菲勒Ⅲ的农业发展理事会经过一系列演变，最终形成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议中心——意大利的彼勒基奥(Bellagio)举行的一系列私人会议中形成的。彼勒基奥会谈的出席者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George Harrar)、福特基金会的福瑞斯·特希尔(ForestHill)、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环境组织者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联合国地球峰会。
为了确保影响力的最大化，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还吸引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的加入。
可以看出，洛克菲勒经过精心策划，为推广美国的商务农业创建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响力网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D·洛克菲勒Ⅲ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雇佣了美国大学的一些教授来选择一些亚洲大学来培训新一代科学家。选出来的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这个精心建造的网络，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基因工程农作物的战略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骗局初露
当绿色革命的自我推销渐渐平息了之后，它的真实结果与预期有很大的不同。大量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引发了很多问题，通常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单一品种的新型杂交种子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也逐渐降低了产出。开始时的结果很让人震惊：一些农作物如小麦和玉米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然而后来逐渐降了下来。
绿色革命过程中也伴随着大型灌溉工程。这些灌溉工程通常是由世界银行投资建立的大型水坝，冲毁了大量的居住地和丰腴的农田。同时，所谓的超级小麦通常是由于向土地施了大量的肥料从而提高了产出。这些肥料的原料为氮和石油，都是洛克菲勒旗下的主要石油公司的产品。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绿色革命实质上仅是一场化学革命。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巨额支出。他们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或者由美国政府担保从摩根大通银行(Chase Bank)及其他纽约市的银行得到特别借款。
以国家名义获得的借款，大多数都归大地主所有。目为越贫困的农民情况越是不同。贫困的农民自己不能担负化学肥料等支出只能外出借贷。
而开始时各种政府的计划都试图提供给农民一些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种子和化肥。不能从政府渠道得到借款的农民只能从私人渠道借款。由于私人借款高昂的利息，一些农民并没有从高产出中获利。收获之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的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他们开始依赖于贷款人和交易商，结果通常是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绿色革命也为耕作引进了新的机器。最值得一提的是动力中耕机或者叫做机动旋耕机(power tiller／tuntle tiller)。这种机器搅匀了稻田中的土壤，同时也破坏了土壤本身的结构。
种子公司出现
杂交种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再生能力的缺乏，它的基础在于保护抑制增殖。它们与普通种子不一样，不会与上代种子有类似的产出，它们下代的产出会比上一代少很多。
逐年降低的产出也就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购买新种子来保证高产出。同时，二代种子的低产出性，也遏制了种子生产商在未经育种者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出售种子。这样可以防止经济作物的种子在中间商中二次分配。
一旦大型的跨国种子生产公司控制了种子的生产，将没有其他竞争者或农民可以生产该杂交种子。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务农业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可控的市场。弗莱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y Wallace)鼓励有选择性地研究增加杂交种子产出和降低其负面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第一个杂交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公司(Pioneer Hi-Bred)。这促进了商品种子公司的发展，也为日后西方商务农业巨头的转基因种子专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化学工业也承认只有通过化学产品的帮助农作物产量才会提高。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和其他政府援助计划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说服发展中国家政府来支持这些产品。这也就滋生了一种现象，即一些国家政府官员不再考虑传统的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对他们高化学投入的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公司通常会干涉并压制这项研究。
印度之殇
1959年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一项印度粮食危机和应对措施的报告(Report on India"s Food Crisis and Steps to Meet It)。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财产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进种子、在可灌溉地区小范围使用化肥农药等。这显然就是绿色革命策略。
福特基金会甚至把印度的县集约农业计划(IADP)作为该战略的试验案例，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给予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向该项目表示支持。
不久后，印度政府推行了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收效甚佳”。水稻和小麦的指定生产地区迅速种植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入了大量化肥。印度政府不再把土地改革、租赁制度改革、废除高利贷制度等提上日程，并且再也不会把它们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