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两个最擅长游击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彼此熟悉的战法、战术，在南方闷热、潮湿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一场战争。
中国军队最终以前赴后继的血肉之躯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中国军方高级将领似乎从中吸取到的教训要远远多于喜悦。
30年以来，大陆军事学者一直在小范围内议论着这场战争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反思和军事历史价值。尽管中国官方主流评析结果的出现，或许还将漫长而遥远。
胜利后的反思
“1979年对越作战，比我们过去打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更接近于现代战争，我们用五六十年代的装备和战法打了一场现代化战争，越军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中国军队内部曾如此反思这场战争。
从当时暴露的问题上看，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准备不足，仓促上阵。时任总后勤部长的张震在其“回忆录”中谈到，“1978年11月，中央军委确认有必要打对越还击战，到12月8号下达作战命令至1979年2月17日开战仅2个多月备战时间。”
战法上，传统的军事理论依然在中国军队内占据核心地位，作战部队战术思想单一教条，在进攻途中，不论什么范围的敌情都会逐级上报，然后等待上级通报反馈，再展开军事行动。这常常导致战机被贻误，甚至还出现作战命令被传达走样的情况。
中国军队东，西两线的最高指挥官均为毛泽东时代的开国上将，这样的将军在参战部队中还有十数位，这些将领虽然在历史上功勋卓著，但他们大多缺乏热带丛林作战经验，对相关组织、指挥、战法的运用也毫无经验。
于是，在实施攻击时，中国军队基本还延续着国共内战时的基本战术，依然用“炮火准备，炮火延伸，步兵冲击”三段式战法，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人海战术”冲击越军阵地，造成作战部队重大伤亡。战后，中国军队发现，缺乏机动性的密集队形不可能轻易或迅速地到达战争的目标。
中国军队缺乏联合兵种部队，步坦协同作战更无从谈起。落后的机械化运输方式，使得士兵在机动过程中为防颠簸，不得不用背包带将自己牢牢捆在坦克上，这些被绑在坦克上的士兵无法在受到襲击时立刻投入战斗，于是成为越军射杀的活动靶。中国军队也曾尝试发动一些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这种失败给中国军队在多兵种协同作战方面上了宝贵一课。
在军队素质上，越军历经抗法、抗美，数十年战争，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且手中握着缴获的美军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军队久无战事。加上“文革”时期热衷于政治运动，军事理论、战术训练、装备、后勤保障水平就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单兵作战及综合战力存在差异。
越军最大限度利用了中国军队战术上的弱点，使已经20多年没打过仗的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1979年2月17日到3月5日的10多天时间里，中方战斗减员据称就已超过2万人。
在装甲车与坦克方面，中国参战的坦克主要是59式和69式，防护力不足，机动能力欠佳，一支苏式40火箭筒就可以击穿中国坦克的两层装甲：而63式装甲运兵车也存在装甲薄，火力弱的缺陷，装甲车辆一旦被击中，后果就是整车士兵的伤亡。
后勤保障方面，中国军队骡马化的补给方式极为不便，越军则是守株待兔，毫无后顾之扰。此外，中国军队的指挥。通讯系统极其落后，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部分连以下作战单元甚至没有装备无线电通信器材，他们有的只是军号，手旗和小喇叭。
没有实行军衔制，让本就缺乏联系的军队在指挥和控制方面显现出了更多的混乱，这种状态也成为中国军队大量伤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9年中越战争对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影响是突出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和紧迫：最重要的教训是与国家利益相比。政党间“同志加兄弟”关系是靠不住的;最大的冲击是曾作为“学生”的越南和作为“老师”的中国打了一场“人民战争”，还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经历十年打打停停后，中越关系又恢复为“亲密同志加兄弟”，这对参战部队的心理造成极大影响，军人对政治、外交、胜利、牺牲的价值及荣誉感产生一系列困惑。
在经历对越作战后，中国的军政领导认真地接受了教训，开始意识到现代化战争时代，革命精神不足以战胜对手，还要有好的装备和现代战术。中国军队开始展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提高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启动军队现代化
汲取了1979年中越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将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建设置于优先地位。文革时期“政治挂帅”的原则被纠正，军队开始回归一切均需以实战标准检验的军事本质，为全军达成改革共识和后来的科技强军、百万裁军、多兵种建立合成的集团军、乃至编制体制改革在思想观念上铺平了道路。
在实践了邓小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理论后，以中越战争为背景，针对暴露出的问题，中国军队开始重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其中包括日常优秀的训练素质养成、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精良的装备。
事实上，在1975年邓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就开始谋划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邓的建军理论随后逐渐成为中国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1978年5月13日，邓启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军队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
1981年9月，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审定检阅华北演习部队的讲话稿时，专门在原稿“现代化”字样后面，加入“正规化”三个字。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自此被确立为“正规化、革命化、现代化”。
邓的军队建军理论除了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外，更强调装备的重要性，超音速歼击机、强击机、新型舰艇等常规武器在这一时期迅速列装部队，在中越战争中暴露出的火力配置、编成、协同弱点，也有一系列的战术改进。
随后，100多所军队院校被恢复，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军队同时停止从士兵中选拔军官，代之以从地方高中生、部队优秀士兵中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且军官每升任高一级职位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军校培训。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军服改革方案，并于1985年开始向部队装备85式军服，3年后又换装了87式军服。198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颁布，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颁布，中国军队完整的军衔体系由此形成。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1987年明确提出部队训练要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开始以合同战术训练为重点，力图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
而此前中国军队训练的重点是拼刺刀和投弹等士兵基本军事技能，对指挥官的训练则多侧重于政治而非军事。
精兵之路
中国军方高层认为中越战争暴露出军队整体规模过大、编制体制不顺、官兵比例不合理，领导班子臃肿、年龄老化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由此，1980年代初期，中國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军。中国军队开始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1985年6月中国裁减军队员额100万，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0多个，中国军队总员额从1975年前高峰时的611万，减到1985年的300万。
与裁军相同步，自1982年至1985年，铁道兵，骑兵、基建工程兵、防空军、探照兵，司号兵等兵种陆续消失，新的兵种相继出现：1980年初组建海军陆战队;1985年模拟蓝军部队、山地战部队、气象兵、特种侦察兵诞生，1986年，陆军航空兵成立。
此前的1983年7月，中国正式组建预备役部队。1984年4月，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1985年后，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军全部被改变为由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随着集团军的组建，集团军内的各军兵种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数量位居第一，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在此之前，中国军队陆军并不包括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等兵种，这些兵种以往自成体系，战时临时配属给陆军。
自启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后，军队军事思想、战法思想更贴近实战，军队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平战结合”的方针，相继开放部分军用设施，加大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用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为理论依据，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的战斗力。
这种变革分别在1981年、1984年、1987年收复“两山”、老山轮战、山地攻防作战中得到了充份体现。1984年老山战役时，轮战部队侦察大队侦察拔点作战开始出现，步炮协同的战术对越军造成极大杀伤力，中国军队开始焕然一新，走向现代化军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