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1960年代开始，国际上犯罪预防的相关研究开始不断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以刑罚的威慑和执行为主的预防模式，产生了许多的现代预防理论。在我国，随着习近平新时代的发展，犯罪相关领域的改革受到重视，一个更为完善的犯罪预防体系也在其要求之中，而对其的完善离不开对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吸收。当前我国对这些理论的研究的完善性和实践性都显得不足。因此，本文对相关理论走向进行考察，着重分析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事前预防，科学主义犯罪预防论，治疗共同体和恢复性司法。最后提出几点思考，希望对中国犯罪预防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犯罪预防;理论;国际
自1991年我国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预防战略以来，该战略和几年一期的“严打”相配合而形成的预防体系，成为我国抑制犯罪的主要手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中的与事前预防相关的政策措施和“严打”机制的结合而形成的事前性预防体系的局限性也逐渐被学界所认知，为促进其改进，需要加强对国际有益经验和理论的吸收。近年，我国又相继出台了许多犯罪预防政策，犯罪预防工作呈现加强趋势。从巡视组政策到2018年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计划，彰显出了我国对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但另一方面，自2016年11月起，我国检法系统就开始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对犯罪者的“包容”，给予具有悔改意愿的犯罪者更好地改造自我，回归社会的机会。在对犯罪“零容忍”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强化懲罚与拯救的结合，体现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表现出我国犯罪预防的智慧化，人道化，多样化发展。而在犯罪者处遇的领域中，到2017年，我国结合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固有的底线安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注重根据犯罪者特性进行针对性矫正，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标志着我国的犯罪预防工作在原有的注重事前社会性控制，强调事后犯罪者惩戒的“前控后制”体系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关注对犯罪者的修复方面的工作。从以上改革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犯罪预防正朝着更加全面化，科学化，人道化，更贴近国际的预防理念和模式，符合现代化犯罪预防观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需要加强对国际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参考和借鉴。
因此，为少走弯路，为人民形成一个低犯罪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也为适应习近平新时代发展对犯罪预防工作的要求，我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需要，强化对国际犯罪预防理论中符合中国国情，有益于完善中国犯罪预防体系的相关理论的学习。而当前，我国学界对国际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笔者准备对国际犯罪预防领域相关理论走向进行考察，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理论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结合中国犯罪预防理论特点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希望能对国家的犯罪预防政策的开展起到一定作用。
一、犯罪预防的概念
“预防”一词，一般意味着防范于未然的相关措施，而在犯罪预防的领域中，却不一定局限于这种理解。当今学界对于犯罪预防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从广义上讲，犯罪预防就是，为阻止犯罪行为而采用的所有行为和措施，既包括公行为，也包括私行为，以及公私结合行为。除由警察以及整个司法系统而产生的刑法上的社会统制以外，还包括从社会政策，劳动政策，儿童、少年、家庭政策等方面出发的，与犯罪预防有关的所有政策，比如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新闻传媒政策等社会领域政策中与犯罪预防相关的部分。也就是说，犯罪预防是包括对犯罪的事前性防止，事中性镇压以及事后性矫正和恢复在内的广泛性的行为、措施以及技术的总称。另一方面，作为从强调犯罪发生的未然防止的现代性理念中孕育出来的概念，狭义的犯罪预防是指为减少、消灭犯罪原因，遏制犯罪机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这种理解与“预防”一词的基本含义相近，主要意味着事前预防。
从犯罪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对于犯罪的认识大致经过了3个历史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把犯罪视作对个人的侵害，提倡私力复仇观。对于被侵害的状态，由自我进行救济是社会的流行趋势，在多数情况下，国家也支持这种方式。在第二阶段中，开始重视犯罪对国家的侵害，以国家主义为理念，强调国家对犯罪惩戒的独占权。在第三阶段中，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犯罪对个人的侵害被再次强调，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极力限制的同时，对个人的预防责任以及私秩序的构建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犯罪预防理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的个体观上升到了集体秩序观，而现在又在集体秩序观的框架下，开始逐步构建注入了现代理念的文明个体观。
另一方面，虽说，在国际上，现在对于犯罪预防的私事化研究正在成为流行的趋势，但是对于国家机制的犯罪预防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正如在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者处遇大会通过的“有效犯罪预防：跟上新的发展形式”（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者处遇大会，2000）中指出的一样，通过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和非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的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完善的犯罪预防对策。在中国，“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犯罪预防之中。而在日本，伴随着非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的衰弱，公和私结合的思想也在不断成长之中。比如，吉中教授所指出的“新地域主义”（new parochial）——“地域的社会资源与警察为中心的正式性社会统制机制的合作形态”。在欧美，伴随着人民对于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的失望，人民参与犯罪预防的意欲在不断增强，公私协调趋势增强。总之，当前的犯罪预防理念，正在朝着公私结合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在公秩序框架下，尝试私秩序的有效配合，同时，应注意不能忽视对公秩序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因此，随着私秩序预防体系的兴起，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这种趋势，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公私秩序并重的犯罪预防体系或者公主私辅的犯罪预防体系。对私秩序体系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其作用，避免过激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