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国际关系、社会工作、英语、思想政治、文秘、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等）；每次参与实验人数有所不同，且每次实验人群力求不重复（偶尔会遇到重复的学生，仍然可以参与第一阶段的有奖猜数，但问卷予以剔除），以免以前的实验影响对当前实验的判断。
本次实验分为两组，第一组沿用了经典范式，采用两步式提问的方式（即提供外部锚），先后进行了9次实验，共发放有效问卷690份；第二组作为对照组，采用一步式提问的方式（不提供外部锚），也进行了9次实验，共发放有效问卷507份。
问卷的主题是关于价格的判断估计问题。之所以选取美元货币和历史时间段，是为了有意设计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情境。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相应且足够的知识背景、历史数据和数值计算做支撑，想准确估计价格还是有难度的。问卷的格式和实验的统计结果如表1～表4所示。
如表4所示，在一步式提问的估计实验中，关于价格的估计值的分散特征比较明显，估计值分布区间在0～40之间的占比47.35%；0～60之间的占比为63.52%；0～80之间的占比67.86%；0～100之间的占比75.95；0～200之间的占比81.67%。将数字换算一下，可知估计值在40美元以上、60美元以上、80美元以上、100美元以上、200美元以上的百分比分别是：53.65%、36.48%、32.14%、24.05%、18.33%。
如表3所示，在两步式提问的估计实验中，当提供不同的外部锚时，估计值分布区间在40～200之间的占比75%（锚值98）；60～500之间的占比87.7%（锚值261）；80～800之间的占比87.3%（锚值393）；100～1 100之间的占比75%（锚值557），200～1 200之间的占比88.4%（锚值748）。因此，价格估计判断的锚定效应比较明显；从9次实验数据来看，判断估计值皆明显偏向或集中于该锚定值。
如表5所示，如果将两组实验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得出结论：价格估计判断中的锚定效应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低锚导致较低的估计值，高锚导致较高的估计值。
四、 讨论和启示
本次实验研究表明，在价格的判断估计中存在显著的锚定效应。虽然随机数是与待估计的价格无关的（即无关锚），但仍然会对价格的估计值产生影响，高锚导致较高的估计值，低锚导致较低的估计值。此外，本次实验研究启发并让作者意识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纳入分析，现予以简要讨论，旨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认知资源的稀缺性与锚定调整的难易性的匹配——为什么人们的调整是不充分的？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判断和决策中，背景知识、专业性技能、对决策问题的熟悉度等代表了人们可以启动、可以调用和可以参考的认知资源。不同的问题，对于不同的决策主体，认知资源的稀缺性程度是不一样的。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判断估计和决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与人们掌握与此判断和决策有关的知识、记忆、和经验等认知资源的稀缺性有密切的关系。Wilson等人（1996）的研究表明，知识渊博的被试几乎观察不到基本锚定效应，与之相反，对问题了解得越少的被试，就越容易观察到锚定效应。
一个为决策者比较熟悉的问题，可以表述为认知资源的稀缺性等级较低的问题，因此，进行判断决策时，很少甚至无需进行锚定调整或思维加工就能轻易找到满意的答案；相反，一个决策者感觉很陌生很棘手的问题，可以表述为认知资源的稀缺性等级较高，将产生更多的锚定调整和思维加工（类似于调动主动能动性），以弥补可用的认知资源的稀缺。
认知心理学家费斯克和泰勒（S.T.Fiske & S.E.Taylor）认为，认知加工的过程中存在着认知吝啬现象。认知吝啬是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经常依赖的简单而有效的机制或策略，它的发生并非源于主观的懒惰，而是出于思维的经济性、简单化和有效性。这是因为，理性活动是一种高成本的心智活动，不确定情境下的选择、判断和决策不仅涉及到对信息加工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修正和改变习惯或模式的成本），还涉及与个体的信仰、偏好、情感、道德伦理、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因此，个体在从事心智活动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经济性和简单化原则，旨在降低心智成本，减少消耗。
因此，从思维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锚定调整行为本身也有快慢和难易之分，相应的心智成本或心理成本是大不一样的。一般而言，锚定调整（思维加工）愈困难，心智成本愈高，锚定调整就越不充分。解答数学难题也是如此，数学题目越难求解，你坚持的可能性就越小。
表6给出了认知资源的稀缺性和锚定调整的经济性的匹配分析，有助于初略说明锚定调整为什么是不充分的？在什么情况会发生不充分的调整？从匹配矩阵来看，人们的锚定调整并不总是不充分的，有时候也无需进行锚定调整。因此，关于锚定调整的度，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形进行具体分析，这有益于深入对于锚定调整理论的理解。
2. 判断估计的谨慎性与锚定效应的高低的关联性研究——机会成本问题。Epley 和 Gilovich（2005，2006）认为，在许多问题决策中，不论是对判断估计的准确性进行奖励还是对错误进行警告，都不能减少判断和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的发生。这似乎表明，不确定性的判断决策的主导加工过程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不可控的。这与Stanovich和West（1998，2000）的“双系统理论”的解释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不应该忽略判断决策问题本身、判断决策情境和决策后果的预期对于锚定效应的具体影响。试想一下，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决策的后果的严重性和重要性时，当人们的估计判断存在高昂的机会成本——高额的奖励或惩罚，极端的情形是面临生死抉择时，人们的估计判断的谨慎性和努力程度，跟一次普通的价格估计是不能相比的。这种“谨慎性”与锚定效应的高低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有多少关联性？又是如何关联的？
在此，我们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表征决策问题的重要性、决策过程的谨慎性、决策后果的利害攸关性。如同“廉价投票权”现象反映了投票权的滥用和投票者的冷漠，“谨慎性”的高低反映了判断决策者的心态、情境和努力程度。
逻辑上，判断决策的机会成本越高，判断决策者就会越谨慎和越努力，锚定效应就会越低。目前，这只是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思路，期待更多的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Tversky A，Kahneman D.Judgment under uncer- 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J].Science，1974，185（4157）：1124-1131.
[2] Epley N， Gilovich T. Putting adjustment back in the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of self-generated and 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s[J]. Psychol- ogical Science，2001，12（5）：391-396.
[3] Wilson T D，Houston C E， Eitling K M， et al. A new look at anchoring effects： Basic anchor- ing and its antecedents[J].Journal of Exp- 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1996，125（4）：387-402.
[4] 李斌，徐富明，王伟等.锚定效应的研究范式、理论模型及应用启示[J].应用心理学，2008，（3）：269-275.
[5] 李斌，徐富明，王伟等.锚定效应的种类、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J].心理科学进展，2010，（1）：34-45.
[6] 李斌，徐富明，张军伟等.内在锚与外在锚对锚定效应及其双加工机制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2，（1）：171-176.
[7] 王晓庄.调整与通达：锚定效应心理机制的研究进展[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2）：270-275.
[8] 许年行，吴世农.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锚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7，（1）：114-125.
[9] 肖本华.我国通货膨胀预期中的锚定效应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7）：23-29.
[10] 宋书彬.资本市场锚定效应的实证方法及检验[J].证券市场导报，2011，（2）：44-48.
重点项目：上海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号：2014XJ02）。
作者简介：郑立明（1968-），男，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为科学与组织治理。
收稿日期：2015-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