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小升高小是一个门坎。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师范，是专门培养初小教师的，每年招一个班；四所高小共计十个班，城关高小最大四个班，每年麦季、秋季各招一个班。新政权建立伊始，百废待举。那时不说“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而对教育却是格外看重的。县城最好的房子就是师范和高小了。师范在县城东南方的文庙内。我就读的城关高小，在县城北门旁依城墙而建的大院内。学生食宿在校。这座小城，还颇有些来历，邑内沙丘平台，曾建有殷纣王离官别馆，赵武灵王曾在此停灵，秦始皇也驾崩于此，因而，县衙建构很别致。当初有土城，周围四里余，有四门，各置楼，为明代建筑。至解放时，土城、护城河、南北城门尚在，楼已不存。县衙在北街与西街交汇处，最南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楼，状酷似天安门，楼前有数人高的大照壁墙，穿过深深的门洞，一条甬道走进去直通大堂，中间有木牌坊，院内巨型青砖铺地，大堂后系几个花园式小院，是备科办公处及县长居处，东侧是公安局，有小门与县衙相通，正门前树有极气派的花棂牌坊，西侧是监狱。北街上树有明代吏部尚书崔恭的石牌坊。城不大。却有文化气息。古色古香。城东有沙丘，南北起伏，绵亘数十里，每年春天桃杏梨李花开似锦，美不胜收，学生游人踏春是一大乐事。还有乔木、灌木穿插其间，密不透风，八年抗战中，那里曾是冀南区党政军领导的天然隐蔽所。林中多有洼地、水池，就连刨树坑冒出来的水，也清彻甘甜，沁人心脾。上植物学课程时，老师率领学生深入林中，采集植物标本，更是乐趣无穷。我家在城北，那八里路有一半是在林荫树丛中穿行。倘是夏天中午走进去，少有行人，只听见虫鸣鸟叫，树叶被微风掀动得哗哗作响，很有几分疼人。入学不久即获通知，每月给十八斤小米的助学金，而我并非重点扶持对象，烈军属、贫雇农子弟则是全部免费的。县里吃官饭的人很少，领导事必躬亲，贯彻《婚姻法》时，县长还在大堂上断过离婚官司。县里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县长，有限的几个科数得上来的不多干部。教育科一个科长一个助理，他们经常步行到学校看看，没有夹道迎送，没有前呼后拥。与生俱来的质朴与厚道，自然而然地对百姓产生了极大的亲和力，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是那样地不容置疑，这便是信用。程校长是老革命了，人大度而幽默，整天笑呵呵的。他的口头禅是“弃物”，倘有学生过于调皮或不思进取，他便会当众拍着他的脑袋说：“你真弃物!”教员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他们大半是旧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或城市中的无业知识分子，在华北革大训练几个月，放到下边去教书，穿着灰不灰绿不绿且不可体的粗布军装，样子有几分滑稽，学问却个个了得。教语文的孙老师是东北人，对他满口的“那噶嗒”和不时的“时温儿”颇感新鲜。教数学的是位女老师，四川人，她说的“低级名素(数)变为高级名素(数)，用绳(乘)；高级名素(数)变为低级名素(数)，用熟(除)”，也颇不习惯。教历史的刘老师是天津人，却讲一口标准国语，当时的高小生岁数大，二十多岁的有的是，娶妻生子的也决非个别，因而上课时难免分心，打瞌睡，于是他便在黑板上写上“身在校来心在家，时时刻刻想着她”加以批评。教习字课的史老师正值盛年，是位真正的书法家，真草隶篆全都来得。他的楷书柳体字堪称一绝。他上课时先用粉笔在黑板上打上九个方格，横平竖直，从不用尺。然后在格内填上柳体字，那字与《玄秘塔》毫无二致。史老师名鸿勉，字岫海，本地人，风度潇洒，也很有几分文人的倨傲。那时的学生时兴买粉连纸自订练习本，由老师题名。有时我们去找他，正值他躺在床上看书，他也不坐起，便叫学生拿毛笔蘸好墨，双手悬空写下漂亮的柳体字。倘若有谁能万幸留下来，真正是最好的纪念了。三十多年后，有人给他印了一本法帖，但见之下，不禁悲从中起，观其字不见其人也能发现，他老了。
学校只有一个总务先生，伙食是学生自己管理的，每班出一个人，叫做“经济”，我曾连续当选。学生每月按需向学校交米面，然后我们去集市出售米面再买回油盐副食，园为学生家里都没有钱。我们还在城墙脚下集体开垦荒地，分组播种管理，收获了不少蔬菜。当时，不知谁规定，除麦后短期外，吃的全是高粱面。自己腌制的老成菜，老师也不例外，致使从大城市来的老师，每逢吃饭便叫苦不迭，所幸那时在外边还能买到吃的，不至于挨饿。厨房是两间土坯南屋，无门无窗，屋一角砌着个锅，另一角土台上放着个大面缸。厨师是一个高个子尖头顶的单身老头儿，说是厨师，其实他不大会做饭。熬粥时常常有耗子在锅台上转，他便用搅锅用的铁铲轰赶，耗子一出溜掉进锅里，于是他便用铁铲捞，也不着急，捞出来的耗子早没了毛。他和面像练拳击，把面放进大缸里，浇上水，两只手左上右下，用力很大，经常拔不出手来，倘是夏天，汗便顺着胳臂住下流。流鼻涕了，便往胳臂上一蹭了事。更好笑的是，他为了取巧，削了一根木桩，竖在面缸旁，每逢蒸窝头时，双手捧面往上一戳就成了，所以，我们吃的窝头都是透顶的。
程校长除担任珠算外，还讲一门叫做《社会发展史》的课程，课本是几位哲学家编写的，我第一次听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国家、民族、政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只有人民是永恒的。
朝鲜战争爆发了，报上说“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是我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到附近村里去发表演讲，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剐懂得的一点道理，告诉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那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头上艳阳高照，一片光明。
1951年教育大发展，各县都办中学，而且规模不小，那些教高小的外地人，像候鸟一样呼啦啦几乎一下子全飞光了。师资奇缺，有点文化的都不妨应聘一试，于是南郭先生便大行其道，一时鱼龙混杂，泥砂俱下。有一位部队卫生员出身的老师，先后接过数学、语文、动物学，最后做校医。一次讲《动物学》中“棘皮动物”一章，他上来便问：“剌皮动物呀?辣皮动物呀?”弄得多数同学不知所云，但也有听明白的，便说：“棘皮动物。”一堂课，他往往嗑瞌巴巴地读到下课铃响还念不完，更不要谈什么教学质量了。后来换了一位张振中老师，五十多岁年纪，大高个，一派绅士风度，那一手字更是少见地好，他是学生物的高师毕业生，讲起课来就今非昔比了。可是，他有一个习惯，每堂课开头必先说：“上一节课xx讲过了。”这里的xx系指课文的章节名目。偏巧有一次，上一节是“兔子”，他一上来便说：“上一节‘兔子’讲过了。”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自己也笑红了脸。
我读中学的那时，学校不分什么重点与非重点。一视同仁。然而，实际教学水平却相当悬殊。学生可自由择校，通过考试入学，不受任何限制。
上好学校则要到百里之外的另一座县城。那时交通不便，来往都要步行，是很艰苦的。我高中
毕业时，就是背着行李书包，冒雨步行回家的。学校设在文庙内，桐城派文人张裕钊撰文、书写的“南宫县学碑”就树在大殿旁。学校称省中，规模很大。有东西几个院落，名闻退迩，当时的省主席还去视察过，主编《中学生》杂志的叶至善先生还曾带人去访问过。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许多人是很个性化的，也许正是由于有他们存在，这个世界才显得丰富，不单调，不乏味，不寂寞。
田晴是语文老师，教导主任，有文才，又有口才，他讲课、做报告都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也善于张扬自己，一次，在校庆大会上，他讲道：“牵牛花从窗口探进头来。小燕子在房粱上叽叽喳喳地养育着自己的儿女，我们和平共处，互不干扰。这时候。田晴老师正在上语文课。”于是，台下掌声如潮。他经常写文章，出版过《第一个学期》，是写中学生的，曾与办刊物的胡风通过信，胡风原名张光人，据说他原名张光x，因此，肃反时把他叫去交代与胡风的关系问题，从此没有再回来。我再见到他是在多年以后了，他是一所决定下马的高校的系主任，热情不如当年，话也很少了，比以前老成多了。与他一起共事的上级领导、院长韩轶南，也是我的老师。
周老师是教音乐的，他原在北师大学了八年钢琴，因不愿去边疆，便来河北教中学。此人浙江人，瘦高挑身材，一张扁平的脸上戴着深度近视镜，走路永远是挺胸抬头，有点神经质，许是南方人的缘故吧，每逢出门必带一把伞。他初来时，左手提一只皮箱，右手持雨伞，到教导处报到。见到教导员后还未及落座，就用浓重的浙江方音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学生，也会唱歌，也会拍谱，要不信我给你唱一个歌。”同时从口袋掏出介绍信。教导员一看，原来是省教育厅派来一名教员。落座后他接着说：“我现年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准备在南宫中学开花结果。”那时音乐课都安排在上午第四节课，他唱到动情处，往往声泪俱下，不许学生下课吃饭。他对音乐是很痴迷的。他的演奏技艺确实非同一般，可以说一切带眼儿的乐器，他都能吹出婉转悠扬的乐音来。到我离开时，他仍然是孤身一人，也再未与钢琴谋面。然而，在当地开花结果的也大有人在。教语文的刘增林老师是广东人，他就在当地成了家。然后，他们又帮助教化学的北京人萧老师组织了家庭。在婚礼上，作为介绍人，刘老师介绍恋爱经过，他用广东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说：“我先找萧德：‘给你介绍一个爱人吧?’萧德说：‘可以。’我又问秀娥：‘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吧?’秀娥说：‘行喽。”’就这么简单。往往越是简单的事情，越不易操作，它不用编排程序却需要技巧；而周老师是缺乏处世的技巧的，相对而言。他的生存技能和智慧是过于单一了。客观上给自己造成了行路难。
教体育的任老师，军人出身，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道缝，样子像弥勒佛，身材矮小，而肩宽胸阔健壮异常，声如洪钟，精力过人，动作口令，有板有眼。上体育课做双杠动作。他既上不去，也进不去，只能在地上示范。像是练杂技。尽管他已五十多岁，做俯卧撑，却非常人能比。每天早晨，刚响起床铃，他就像鸣晨的公鸡，站在两院中间的街上，放开喉咙高声喊道：“同学们。今天天气很好，我们一定要上早操!”隔窗有耳，每逢这时节，必有同学在宿舍接茬：“同学们。今天天气不好，我们不上早操!”他马上反驳，进一步提高了嗓门：“同学们，今天天气很好，你不要造谣!”或说：“今天天气很好。同学们一定不要听他造谣!”于是，里边的同学一面哈哈笑着一面赶紧出去集合。几乎天天如此。从早到晚，学校的气氛是相当活泼的。体育运动很活跃，经常组织各种比赛和邀请赛。学校开运动会。偌大的操场，一千多人，有时大风骤起，他站在中间当裁判，从不用喇叭。体育教师力量不弱，曾培养出女子跳高全国冠军的李斌庭，也在那里当过老师。有些运动项目，在相当范围内名列前茅。所以，他经常不无得意地在公众面前宣布：“xx体育运动大会，激(邀)请我们参加!”
王老师，教过数学和物理，他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因病休学在家，应聘前来教书。此人极富才学。基础知识扎实，头脑、口齿伶俐过人，快人快语，说话像连珠炮。他上课，一只脚踏上讲台就开讲，直到下课铃响完，才边说边退，跨出教室，讲课是极受学生欢迎的。他风流倜傥，放荡不羁，过于不拘小节，这类情景，多见于艺术类院校师生，他似是一个例外。他穿衣服，上衣不是扣子不全，就是扣错位。他买袜子一买就是一打，穿过一遍后，发现还没有洗，于是又重穿一遍。他经常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同学们给他提意见，一次上课时，他一面说虚心接受同学们的批评，一面拿出一把小梳子，说现在就改正，往头上一插梳上几下，惹得哄堂大笑。但他毕竟涉世未深，锋芒太露，言行于时宜多有不合者，返校后不久，即赶上反右，不免受到整肃，后来听说他失踪了。
周老师，教授中国历史，人斯文稳重，文质彬彬，讲课条分缕析，逻辑性极强，虽嗓音有些沙哑，还是极受学生欢迎。但是有一次却是马失前蹄，身价大跌。在讲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时，他竟然说：敌人力量太强。自己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成功。我想，教师说出这样似是而非、说了等于没说的热昏的胡话来，不是误人子弟吗?
阎郁周老师，河南人，日本某大学历史系毕业，就准确、教条与刻板而言，说他是历史活辞典，一点也不过分。解放前他在北平某大学教书时，曾编写过一本《中国历史名人小传》，有趣的是，里边有一条这样写道：“阎郁周，中国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历史名人小传》。”书还没有出，自己先进击了。他中等身材，偏瘦，光头尖顶，留一字胡须，通常穿一袭藏蓝色制服，上衣是三口袋直领，不苟言笑，即使有笑也立即便收似是冷笑，装束作派完全是日式的。他教世界历史，上课一向极严谨守时，最后一响铃声准时站在讲桌前。先左视，又右视。最后停视正前方，说：“同学们好!”从不带讲义，少写板书，他讲大小历史事件，一律分为“一、起因，二、经过，三、结果，四、影响”四项，每项下多则五条，少则三条，语速中等。每次说两遍，课中不许学生提问，倘有人插话。会受到训斥。自习时则有问必答，不厌其烦。同学们给他提意见，说讲课太教条，他便取消顺序号，并郑重声明说，虚心接受同学们的意见。但是积习难改，讲着讲着，突然又说：“三……”于是，同学们和他都笑起来。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集中走没再回来。听回来的老师说，由于他态度顽固。曾受到撞墙、摇煤球之类的惩罚。
我读中学时，由于种种原因，生活极度困难，尽管有助学金，衣食还是经常捉襟见肘。我出身世代书香门第，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偏见，一向俯视某一类人。对班上一位长相作派像旧戏里的媒婆，俗不可耐且奸诈狡猾的大龄胡姓同学便是如此。因而，他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向班主任齐老师诬我为偷儿。岂料这齐老师不明事理，居然为鸡鸣狗盗之徒张目，傻乎乎地找我谈话。我以为这是奇耻
大辱，不可容忍，当时就怒不可遏，遂给他写了一，封信，指斥他们：“那种以衣帽取人的人，不过是衣冠禽兽而已。”心想，我不公然歧视你们已属宽容，而你们竟是如此没有见识，如此不知好歹，不知深浅。不知进退。心中对他们的厌恶与鄙视，是可想而知的。自然，齐老师讨了个没趣，那难堪也是不言而喻的。不久，他便离任了。我自幼受的是温柔敦厚，与人为善，扶危济贫，士可杀不可辱等等的家教，哪里会想到身边还有这等丑恶的族类?当时我毕竟太单纯，太理想主义，防御外侮的能力又太弱，遮突如其来的打击，把我击倒了。生活的重压，环境的险恶，人心的歹毒，曾险些导致我轻生；我能活下来，要终生感激张子宾老师。平心而论，齐老师不能说是坏人，他也未尝存心作恶，但却昏庸得可以，似与卑俗者流自然亲近。清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算不上了不得的毛病，而浅薄卑贱，才是他们(包括常人)致命的无可饶恕的弱点。明乎此，方可立身行事，才有可能脱离低级趣味，做一个有品位、受人敬重的人。许多荒唐事之所以发生，未必全是因为他人坏。而多半是因为他不懂——无知。如红卫兵打砸抢。破四旧，毁灭古今文明。所以，为人懂事很重要。在这方面，许多人需要进行启蒙教育。比方说，懂得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能做；比方说，懂得把自己当人，把别人当人；比方说。懂得什么是出人头地，什么是丢人现眼——并非能抛头露面就好；比方说，懂得什么是时尚时髦，什么是伤风败俗；等等。若此，就会减少许多乱子，省不少心。做人不容易，学会做人不容易，只要不接受坏人教唆，走正道，善于学习，就接近了容易。而学习做人，最便捷的途径是读书。诗书非药能医俗。读书吧。书能祛邪除恶。能改变你的人生，滋润你的心灵，改善你的形象，重塑你的气质，使你超凡脱俗。一个人人读书的社会，必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此外，教化学的韩轶南老师，教物理的鞠海峰老师，教数学的张子宾老师，教语文的马光亚老师、刘增林老师，教《达尔文主义基础》的张宗械老师以及教导主任张慰农老师、李培南老师等，都是大写的人，我永远怀念他们。如此强大出众的教师阵容，为中学界罕见，不仅指学养，更指人品。
附记：本文所记，均为当年情景。那座小城，早已名存实亡，树林亦不复存在。又据方志称。这所中学1968年解散，校舍被官府占据；此前，反右中已有多位老师中箭落马。是为蛇足。
推荐访问: 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