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将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是错误地将“基石”当做本质，坚持的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利于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规定；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17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9-0013-06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
在展开本问题的讨论前，需要明确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什么。关于该问题的一个经典回答是列宁提出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按此定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凡是已由马克思本人发表的经济学学说与观点都是已经确定的，在马克思本人逝世后就是不可改变的。后人对这些学说与观点的研究应主要属于学术史领域，研究诸如马克思曾阐述过什么、他所阐述的思想在当时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些学术观点对现实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同时，凡是马克思没有陈述过的观点，都不能是这个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这样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无所谓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去世了，但世界仍在演化。这些马克思本人不可能面对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要面对，更需要回答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而这些回答是否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呢?本文以为是可以的。因此，本文把列宁所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之为“马克思经济学”。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他创立的经济学说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纲领”，后人以该研究纲领的内核为依据，所形成的学说与观点体系则称之为“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延续或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内涵上说，也包括了“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是不断发展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纲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什么是必须坚持的内核，而什么是应该主动调整的外围保护带?如果马克思经济学中所有的命题或论述都可以改变，那么改变后还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吗?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那也就无所谓发展。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绝不能改变的要素，也就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也才能真正明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发展及如何才能发展。
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规定的经典回答及其误解
在现有中文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是什么的讨论，甚至通常并不这样提出问题。通常的说法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相关的第一种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这种说法的根据我并没有找到。不过，列宁说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第二种说法是列宁明确指出的：“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既然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那么没有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论，所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石的基石，因而说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也就顺理成章了。列宁的说法不无道理。从逻辑结构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的第一章是《商品》，开篇就是从商品两重性分析开始，将劳动价值论逐渐展开。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是通过对劳动力买与卖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论。第三、四、五这三篇的主要内容都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因此，从逻辑结构看，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确实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不过“基石”这个词会产生误解：在建筑物中抽去了基石，建筑物就会倒塌。也由此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能没有的内容，甚至是属于其本质规定了。也因此得出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捍卫劳动价值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必须捍卫剩余价值论的观点。但“基石”这个提法更需要注意的语义是：“基石”并不是建筑物本身，只是该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是剩余价值论，也不能由此认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就是剩余价值论，甚至应意识到基石之上的建筑物的本质属性肯定不是基石本身。
恩格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牛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可见，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贡献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剩余价值论是使这一发现“豁然开朗”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主张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捍卫劳动价值论的学者需要自问：捍卫劳动价值论是在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是在捍卫前人的经济学说?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十分详尽地陈述了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史。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十一章中列举了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他首先引用的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马克思指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李嘉图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是‘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能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中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当·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李嘉图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马克思继续指出，“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马克思所有列举的与上述小册子作者观点相似的论著还有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的《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院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此外还有政治经济学家的
反对派约弗·布雷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等。这些作者现在被统称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甚至注意到，能认识到剩余价值的不仅有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十二章《拉姆赛》中评述了乔治·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指出：“拉姆赛确实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
以上阐述表明，马克思本人就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是由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一现象，是首先由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所发现的，甚至某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也接近于发现这一现象。不过，他们都还没有把某种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抽象为一般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学术贡献是把剩余劳动的创造物一般化为“剩余价值”，并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及相对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了十分精细的分析和论证。但马克思经济学只是从此开始，而并非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的论述只占《资本论》巨著篇幅的约五分之一。正如列宁所说，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部分，而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既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是劳动价值论。同样，既然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存在是由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首先发现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拉姆赛也能接近于正确理解的，虽然马克思的贡献是发展出了剩余价值论的严密学术逻辑，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根本不同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更不同于拉姆赛的经济观点，而这两者的区别肯定也不是关于剩余价值论的区别，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不能是剩余价值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局限为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并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捍卫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将严重误导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三、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的演化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
我们首先对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所谓古典经济学学术传统的演化路径进行分析。西方古典经济学派都遵循着亚当·斯密的学术传统。那么，他们所遵循的学术传统中的本质规定是什么呢?一般都认同是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市场有效论。通常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更完整的陈述是引证以下这段话：“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也成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信条。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作为古典经济学派对立面的学派，即以英国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地利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法国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为代表的边际分析学派。尽管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的基本精神仍遵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术传统，但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已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综合了边际效用学派的成果。由于马歇尔的综合，使边际学派这一古典经济学派反对派的观点转变成证明古典经济学派基本信条的更有效的工具，从而使马歇尔成为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精神的即当时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新一代代表。在1929年大危机后出现的凯恩斯经济学同样是以反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姿态出现的，甚至当时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即凯恩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革命。然而，通过萨缪尔森的综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成为整个“看不见的手”分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干预只是短期有效，而“看不见的手”则在长期有效，从而完成了古典主义经济学学术史的又一次新的综合。而怀有深厚古典主义理念的阿罗和德布鲁完成了以拓扑学的不动点原理再一次以更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看不见的手”成立的条件。当然，即使在凯恩斯主义最为盛行的上世纪60-7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仍坚持市场充分有效的、批评凯恩斯的立场。尤其是当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滞胀问题，而凯恩斯主义又无以回应时，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场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在这场反革命中，如卢卡斯等的预期学派以更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论证政府政策的失效及“看不见的手”的意义，而这些学者也再一次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者，而原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马歇尔等学者现在只能简称其为古典主义学者了。而华裔学者杨小凯利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扩展了“看不见的手”的意义，并自称为新兴古典主义。
以上对西方经济学术史的概要陈述表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是市场有效论，也因此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的基本立场，即马克思指出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人类生产的一般形式，或称为“绝对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与此同时，他们不仅早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还在努力地、主动地、不断地更新着研究纲领的外围保护带，更新着经济学分析工具，力图使古典主义的基本命题得到越来越严格的证明。正如鲍尔斯所指出的：“两百年来经济学界一些杰出的头脑一直试图阐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激进主张能够成立的条件。”“肯尼思·阿罗和弗兰克·哈恩这样说道：‘到现在为止，有一条漫长而……堂皇的线索贯穿从斯密至今的经济学家，他们试图表明，一个由自利驱动和价格信号引导的分散经济将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严格意义上，这种配置被认为优于其他的大量的可能配置”’。本文当然不会认同古典主义的基本方法与基本结论，但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却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没有分析方法的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会有生命力吗?其实，当今世界上仍有不少杰出的、并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至少可称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如，上世纪较早有斯威齐对寡头市场的研究，在当代有罗默对机会公平的研究、对剥削的研究，更有走在现代世界经济学前沿的鲍尔斯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人类强利他本能的研究、阶级的研究等，这些成果都是在不再采用劳动价值论后才有可能取得的。正如茅于轼所指出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平均数的分析方法，而边际分析能比平均数分析到更多的正确认识。那么，死守平均数分析甚至连导数分析都要拒绝，更不要说如何接受或发现更新的分析工具了，这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吗?因此，认为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可改变的本质规定，这不仅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而会形成一种错误传统，抑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及其面对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并不在于采用什么分析方法，而在于其主张的基本精神，即马克
思主义者需要把握与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那么，该内核的核心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然而，问题是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也认为自己是在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看不见的手”规律。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对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认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的葬礼致词中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任何一种演化中的事物一样，是一个发生、发展并最终必将被扬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是资本主义社会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斯密以劳动价值论证明了“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来展开剩余价值论；李嘉图左派社会主义者用劳动价值论去求得劳动者的公正待遇，而马克思用剩余价值论证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才有可能终结。
《资本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及被扬弃的逻辑，而能直接证明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却并不能由此直接得出一切财产私有制的扬弃，甚至不能证明一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亡。因为只有私人财产制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才能发现整个财产私有制消亡的条件，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才能发现一般生产资料私有制消亡的条件。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只出版了一卷时，却用了大量的精力去研读古人类学、历史学等文献的原因。这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明确提出了需要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对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作了重要回应的是法希亭所写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及在此后列宁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产的集中，而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因此，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银行集中并与工业的混合生长导致金融寡头的产生，这使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的统治进入金融资本的统治时期，并发展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甚至已瓜分完毕。列宁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具有寄生性，是腐朽的。由于以上特征，列宁提出了两个预言：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将导致重新分割世界的必要。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该预言的正确。二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这一预言非常简要地反映在列宁如下的陈述中：“从上文(即马克思经济学说——引者)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向前发展，在马克思逝世后半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
事实上，垄断对“看不见的手”的不利影响是连古典主义者也无法否定的。人们对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直到二战开始都没能走出该危机的阴影)与1928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相比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国家与人民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兴起及其中一些国家得以比较快速的发展等的观察，使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时期。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的计划经济大辩论中，反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成为失败者。不是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失败，而是现实的经济事实击败了哈耶克。但此后的国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无可回避的现象：一是虽然大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巨大的跨国公司，市场结构中寡头与垄断竞争成了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但自然垄断的范围不仅没有进一步扩大，反而越来越窄了。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结构的发展，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中小企业的生命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高科技领域创新趋势的不可预见性决定了小企业的重要性逐步上升。二是建立在全面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的活力日益失去，哈耶克建立在知识尤其是默认知识分立基础上的市场重要性的思想则重新得到确认，几乎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回归到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的道路上。
五、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新尝试
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总有马克思主义者或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信念进行着种种新的理论尝试。本文已列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拙著《经济制度演进大纲》则是力图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又突破劳动价值论局限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尝试。以下是对该论证逻辑的简要陈述。
人类从狩猎采集生计方式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换，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物质生活资料稀缺的历史时期。在该历史阶段，只要有足够的生产要素，就能生产出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物质资料的稀缺归根到底是生产要素的稀缺。但不同的生产要素稀缺程度不同，这也遵循着水桶的短边原理：决定某一历史阶段中物质生活资料稀缺程度的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技术结构总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变化，相应地，分工形态也在逐渐深化，同时有着制度安排相应地逐渐演化。生产的技术结构、分工形态和制度安排都是人类社会中的快变量，而生产过程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却是一个慢变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产要素的价格结构不会发生改变，这也就成为决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序参量。因为要素的稀缺程度决定着要素之间的价格结构，不同的价格结构决定着要素之间博弈的支付结构，最稀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该历史阶段中具有最有利的博弈地位，从而不仅能获得该社会较多的经济资源，而且还逐步获得了军事的、政治的资源，最终成为该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人类历史先后经过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劳动为最稀缺生产要素的历史阶段，在该阶段
中，人类的氏族社会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武力为最稀缺生产要素的历史阶段，拥有最强大武力的社会集团垄断了该社会的资源，该历史阶段对应着人类的奴隶制社会或农奴制社会，这两类社会也可称为纳贡社会；当武装力量完全脱离生产过程而土地又成为生产中最稀缺生产要素的历史阶段，我称之为土地主义社会，如中国宋代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社会中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随后出现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拥有该时代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并成为该社会的统治者。
我的假说是，从1890年以来，以经理阶层因为拥有生产中的管理知识而获得剩余索取权为标志，一种更具生产力的要素——知识终于从劳动与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这也与资本曾从劳动与货币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相似)。该要素一旦独立，即具有替代劳动、土地及资本的巨大潜力。这使资本、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逐步下降，而知识的稀缺性逐步提高。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开始进人其晚期。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以知识为最稀缺要素的社会，因此，应称之为知识主义社会。在该社会中，因为知识的巨大生产潜力，物质财富将极大丰富；由于信息与交通能力的大大提高，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将消失；由于一个知识所有者是与其他知识所有者进行生产合作的，而一切劳动者都努力成为知识要素所有者，那么知识主义社会将成为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也就是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基本预期都和本假说的预期相一致。出现这一社会并不是出于理想或愿望，而是生产技术结构的发展、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制度结构演化的自然趋势。关于知识主义社会的出现，即下一个人类社会演化的分叉点出现的条件，我的假设是：全世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总劳动量逐渐趋向不超过25％(因为人类在采集——狩猎时期为生计而必需的时间就大体如此)及人口总量走向负增长(由此，资本的稀缺性将绝对下降)。这些条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得到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新假说。虽然该假说肯定还不很严密，本人也正在努力形成该假说的第二个版本。该假说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持有资本主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基本信念，并在论证这一信念的方法及提高理论严密方面不断有所进步，而绝不是固守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方法中。而且只有涌现出众多关于资本主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新假说，并通过不断地对每一种假说进行证伪的检验，才能真正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今后发展的基本轨迹，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新一轮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