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民生，社稷情怀
田波1931年12月出生在位于鲁中平原东北端马踏湖畔的桓台县夏庄。田波的祖父是秀才，父亲田俊颐接受过较为严格的旧式教育，山东桓台尊师重教唯有读书高的诗教传统深深影响着幼年的田波。
田波幼年时期正逢日本侵华战争，他亲眼目睹躲避在芦苇荡中的村民被日军枪杀后的惨景，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刺激，国弱民遭殃，他立志发奋读书，强国救民。田波小学、初中的教育都是在战乱时代的颠沛流离中辗转多地完成的，可谓历尽艰辛、度尽劫波。高中时代，他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和青岛市立高中，借住在六伯父田愚斋家。田愚斋是一位爱国情怀洋溢、笃信科学救国强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他的言传身教，对田波的精神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田波建功立业造福国家的生命信念根深蒂固。
1950年，田波考入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聚集了我国许多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如戴芳兰、俞大绂、林传光、裘维蕃和周家炽等教授。大学四年中，田波受到了较好的基础课教育。在专业课方面，通过病毒学、细菌学和真菌学等课程的深入学习，他对病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田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工作。在林传光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病毒在马铃薯退化中作用的研究，林传光是一位在研究上要求严格、善于独立思考和提出新见解的导师。随着国际上病毒学的迅速发展，田波已不满足于对病毒生物学的研究，逐步开拓了病毒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曾得到中科院原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曹天钦院士和中科院原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院士的热情指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田波全身心沉浸于病毒学的钻研，成了科学院“安钻迷”的典型，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青年联合会会议，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
田波一生的科研事业心系社稷民生，极其关注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使得他的科学人生具有一种济世情怀。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期，看尽中国人的苦难，为国人的饥饿、疾病所触动，最早是想学医以治病救人悬壶济世。但因故转到了植物病毒学，也是与社稷民生关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当初做马铃薯研究，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到后来，他还是过渡到了研究人类疾病病毒。他转向和人类健康直接相关的这些重大病毒性疾病的研究，是他到武汉大学的重要原因。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愫，使得他没有把科学事业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这就是他和其他国外的大科学家一致的地方，他是真的热爱科研，真的要将毕生奉献给科研。
田波对科学有着高度兴趣，也源自他济世的原动力、内动力。这促使他一直保持对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大问题的高度关注。科学家的这种人文情怀，往往是支撑他在科研之路上走得更稳更长更久的内在动力。田波对向社会传播科学思想、塑造科学精神的科普工作也一向非常积极，他自认对社会负有责任，义不容辞。SARS期间他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从科学的角度把SARS疫情客观地分析和解释给公众，稳定了社会情绪。
格局阔大，锐意创新
田波的科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在科研生涯初期，他与导师林传光先生合作成功找到了马铃薯退化原因，研究结果在美国《马铃薯》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成果奖。接着，他又寻找到了抑制马铃薯退化病的方法，将所得的马铃薯原种病毒感染率控制到0.5%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形成了较完整的无病毒留种体系，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使全国马铃薯产量提高了30%-50%，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项技术获得了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的第一名和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时正值建国初期，新中国的一切都在摸索着建设，实验设备也很简陋，还没有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生化实验技术也不够完备，而且缺乏有力度的经费支持。很难想象当时的研究条件有多么艰苦，但田波等老一辈科学家当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凭借满腔热血和非凡的毅力取得了重大进展。
20世纪60年代，田波开展了多种植物病毒的生化研究，澄清了一些病毒的鉴定问题，并为以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来，田波成功研制出烟草花叶病毒（TMV）疫苗，这项成果当时迅速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接着，他研究了被称为是“植物癌症”的黄瓜花叶病毒（CMV），CMV依靠蚜虫传播，蔬菜、水果等植物一旦被其侵害，就会引起叶片卷曲皱缩、植物矮化、果实畸形坏死，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当时找不到抗病的品种和资源，基因技术等手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对CMV的防控能力非常有限。为探索有效防治CMV的方法，田波领导的科研组于1983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成功应用卫星RNA对黄瓜花叶病毒进行的防治，并提出卫星RNA防病的分子机理，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一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198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田波本人更被提名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Ruth Alien奖的候选人。
在此基础上，田波领导课题组构建成黄瓜花叶病毒卫星RNA和外壳蛋白双基因表达载体，成功地获得高度抗病的转基因烟草和蕃茄。转基因番茄在田间表现出良好的抗病性，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获中国科学院1990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由于在抗病毒基因工程方面的突出成就，田波被邀请成为第八届国际病毒学会议中“遗传工程抗病性”讨论会主席。
纵观田波的科研生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拥有非常开阔高瞻的学术视野，总是面向国际，面向学科最前沿，瞄准大问题、大事件，向世界顶尖的科学和科学家学习，不固步自封，拒绝做井底之蛙。
更难能可贵的是，田波从植物病毒转向动物病毒、医学病毒时已是院士，年龄已近六旬，转向的难度之大，常人是不能想象的。高福院士在访谈时道出了其中三昧——
“这个你可想而知，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了，完全可以继续做他过去的强项，还是在植物病毒、植物生物技术方面，肯定会有很多收获。他能够转过来做动物病毒、医学病毒和免疫学，实在匪夷所思。要知道当今科技世界，学科发展非常非常快，你要恶补基础知识就相当相当地难。”
全局思考，眼光前瞻
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邃，这使得田波观察和评估事物时往往有了别人不容易达到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郭德银对他这一点非常敬佩：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科研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做病毒研究。当时能做的就是这种无毒的植物，他就采取了静电培养、加热处理等一系列办法，能把病毒从植物体内清除，然后再产生新品种，它就可以抗病毒。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做这些工作也是属于前沿领域，他在中国无病毒的马铃薯生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条件改善，特别是科研条件大有改观，国际生物科学迅猛发展，就到了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田先生能够很快瞄准基因工程技术并将其带进了植物病理学的研究。”
“另外，他对亚病毒颗粒非常敏锐。科学领域的发展，新的生物体不同的发现也是进步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只知道动物和植物，后来才知道真菌、细菌，再后来才知道病毒，知道病毒以后有了亚病毒，这些方面田先生都非常地敏锐。20世纪70年代刚发现类病毒，他就很快地抓住这种新的致病因子迅速开展研究。所以，他把基因工程技术和新的亚病毒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出了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工作，就是用卫星病毒来防治病毒。病毒虽然不是一个细胞，但是它的卫星病毒又类似它的寄生物，卫星病毒可以防治。后来他又通过去做核酶去降解类病毒，从而来控制病毒，这些在当时也是国际非常前沿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影响是相当大的。”
“他后来又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我们国内病毒学的研究，真正重大的问题是整个健康生命科学领域，也就是人类疾病的问题，于是他就转到乙肝相关的研究包括病毒如何进入细胞膜、抗病毒的抑制剂这些研究中来。”
“还有，他感觉这几十年不断出现新病毒，对重大病毒、突发病毒的爆发他也非常敏锐，这也是他当时为什么到武大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微生物所当时主要还是以植物病毒、真菌病毒为主的，医学病毒研究根本没什么条件。武汉大学当时有病毒学基础，就因为这个意愿，所以他来到了武汉大学。田先生一直能够看准整个学科的发展，这是促使他一生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学科水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个病毒学家只有深层次地思考这个学科的发展，才能够站得这么高看这个问题。一般的病毒学家只看到自己研究那一点点工作，这可能就是一个大学者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地方。”
作为一流导师和顶级科学家，田波院士最卓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国家社稷民生的体贴关怀，心怀苍生，科研事业高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此成其“大”；密切关注国际科学前沿，及时追踪领域最新趋向，活到老学到老，眼界开阔，此成其“高”。一“大”一“高”，这是笔者与田波先生和周边人士的接触、交流中得到的最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