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1888—1984），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后改名建人，字乔峰，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从1921年10月起，经鲁迅推荐，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前后达23年之久。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民主革命事业，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组织并参加各种进步团体，努力营救被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为中共可信赖的知心朋友。本文钩沉了周建人在上海的这段往事，以飨读者。
（一）
1888年11月12日，周建人出生在浙江绍兴。他出生时，正是周氏大家族“气数已经尽了”的时候，幼年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发下狱和父亲的病逝，对他打击很大。艰苦的童年生活，不但使他懂得了读书求学的不易，养成了刻苦耐劳的品行，而且培养了他多方面的能力。当大哥（鲁迅）、二哥（周作人）离家到南京读书以后，他便早早地担当起家庭的一切责任。在17岁时，他就成了绍兴历史上第一所为劳动者子女服务的学校——僧立小学的校长兼教师。
武昌起义前夕，周建人和正在绍兴的鲁迅，积极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越社”组织的革命活动，在学校里公开号召并组织学生发起轰轰烈烈的“剪辫运动”，并亲自参加了鲁迅所组织的武装演说队活动。他还和鲁迅一起，带领市民和革命师生，到西郭门彻夜守候，迎接王金发的革命军进城……民国建立后，周建人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并且积极开展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事务的探讨活动，课余还进行生物科学考察。
1919年12月底，周建人及母亲等一行，随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举家迁到了北京，经哥哥介绍进入北大旁听攻读哲学，并继续参加社会民主活动，曾与胡愈之、周作人等17人发起组织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著名文献——《妇女问题研究宣言》。
（二）
1921年至1944年，经鲁迅等荐介，周建人离开北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在上海，他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逐渐由一个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周建人到商务印书馆后，当时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和杨贤江等已在该馆工作。他们相识之后，在思想上心有灵犀，周建人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经沈雁冰介绍，周建人又认识了瞿秋白，并与瞿秋白及其夫人成了莫逆之交。此后，经瞿秋白介绍及应中共地下组织的邀请，周建人去上海大学任生物学教授，并先后在神州女学、上海暨南大学及安徽大学兼课或演讲。他还经常应松江女子中学校长侯绍裘的邀请，去该校讲演，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学生参加革命。在大革命高潮时，为配合北伐军，上海工人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3次武装起义，给周建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遭杀害和监禁，周建人义愤填膺，多次在言谈及文字中进行义正词严的谴责。当时侯绍裘被杀，沈雁冰、杨贤江被迫出走，他从血的事实中，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从而更加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周建人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当时鲁迅和共产党人有很多往来，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不能公开，往往由不大受人注意的周建人担任。如瞿秋白在上海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鲁迅家中，有时则住别处，地址是不公开的。有时他给鲁迅写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往往就寄给周建人请他转交给鲁迅。鲁迅对此也十分重视，曾一再关照周建人：“凡是你看不懂的，都交给我好了。”
1932年初，日军突然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一·二八”事变爆发，周建人和鲁迅一家共10人，曾往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避难。他们挤住一屋，生活十分艰苦，前后达30多天之久。他们不但常常迁居，而且人身安全也无保障。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但身份没有暴露，他在狱中写信给鲁迅和周建人要求保释：“……只要上海有殷实的铺保，这里就可以释放。”但不幸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暴露，不久遇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瞿秋白已把鲁迅和周建人当作最可信赖的同志和挚友来看待了。鲁迅和周建人与共产党人休戚相依，患难与共，从中可见一斑。
周建人在上海时，经常购置马克思主义著作，刻苦学习和研究社会问题，努力寻找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有一次鲁迅到他家中，正巧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共产主义》，就严肃地批评说：“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这不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们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以后周建人对马列著作的阅读与保存，就更加谨慎了，他和鲁迅把马列书籍放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地方，那里又暗又闷，他们只是去那放书、取书。这些书籍使周建人进一步坚信，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也为他宣传马列主义和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周建人也写了不少社会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些文章常发表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和潘梓年主编的《北新》杂志上。
（三）
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尽管生计艰难，但他并没有停止过生物学的研究。早在童年时期，周建人对植物学就怀有浓厚兴趣，他常常在百草园和天井的花盆里细细察看花草，并动手种植和栽培；他还爱看 《南方草木传》 《释草小记》 《释虫小记》等有关动植物书籍，他曾向鲁迅表示，决定选择植物学作为自学目标。鲁迅非常支持他，曾从日本先后寄给他法国司脱拉司·蒲克的《植物学》，英国杰克逊的《植物学词典》，以及《植物生物故事》《野花时节》等，希望他好好研究植物学、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建树。青少年时期的周建人不仅重视书本知识，也注重调查研究和亲身从事科学考察。他在研究植物学时，重视采集标本，注意从实践中学习。假日里，他常常到塔山、府山上去采集标本，有时还远至禹陵、兰亭、东湖等地方采集，当时一位长辈对周建人的勤学精神和苦干行动十分感动，曾在人前称赞说：“阿松（周建人）识得路边300种草，他常边走边指出这是什么草、有什么用，那是什么草、有什么用。”事实上，周建人识得的草，远不止300种。周建人在绍兴僧立小学、明道女中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和植物学研究，共有14个年头。
移居上海后，大约在1930年春，周建人曾购置了一大批自然辩证法的书，进行刻苦钻研。他编译了生物科学的文章8篇，经过反复校对与认真校勘，集成《进化与退化》一书，书稿译成后，他交给了鲁迅。鲁迅亲自写了《小引》，充分肯定了这部书对当时的政治意义以及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1930年7月，这部书由上海光华书局正式出版。
在此期间，周建人还翻译了《生物进化论》一书，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这是他在生物科学研究中的又一成果，受到了生物界的重视。1936年，他的《蜘蛛》一文被上海开明书店收进了《花鸟虫鱼》一书，享誉很高，以至于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深受亿万中国青少年读者的喜爱，被收入在初二《语文》教科书内，启示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时，还编写了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研究小丛书，他先后担任过《妇女杂志》、《东方杂志》的助理编缉，《自然科学杂志》编缉，并曾以高山、克土等笔名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他提倡妇女解放，致力普及科学知识，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提供科学文化精神食粮。
周建人的自然科学研究，是和他从事政治思想斗争、改造社会和救国救民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在鲁迅的支持下，在陈望道创办的《太白》半月刊上发表20多篇科学小品文。这些科学小品文，往往从他幼时的回忆、身边的琐事谈起，渐渐把话题引入科学范畴，然后笔锋一转，形象地讽刺国民党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例如他在题为《讲狗》的科学小品文中介绍了狗的种种知识之后，对反动派豢养的两脚“狗儿”及其恶行，进行了有力的讽刺与抨击：“狗性质一跑进人体，他不但学会了摇头摆尾，而且他会把无论是什么都很爽气地卖掉或送掉！”
（四）
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和鲁迅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周建人在鲁迅等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国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很多活动。中国济难会的主要任务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与中共的地下组织有密切的联系。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是郁达夫和鲁迅，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围攻和迫害，同盟活动很快就停止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的，鲁迅、周建人也积极参加了筹备活动，周建人等3人为上海分会的调查委员，其任务是调查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罪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反对白色恐怖、维护人权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曾营救了包括廖承志、丁玲、潘梓年、罗章龙、陈独秀、彭述之、许德珩、牛兰夫妇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建人在上海工作时期，也是鲁迅晚年在上海紧张战斗的光辉时期。从1927年10月起的近10年内，鲁迅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对敌斗争十分紧张，在经济上、生活上都有很大压力和困难，周建人及其一家总是倾力相助，竭诚相帮。鲁迅初到上海移入景云里后，人地生疏，许广平又不谙操持家务，周建人和王蕴如就热情地邀他们一起吃饭，分担他们的家务；不久干脆两家合伙烧饭，彼此相处非常融洽。后来，他们虽然分开住到两处，但是每逢周末，周建人常和王蕴如及女儿前往鲁迅家团聚，一起吃饭、谈天、说笑。周海婴出生后，鲁迅一家增添了忙碌。许广平育儿经验不足，周海婴又从小体弱多病，周建人和王蕴如就常常过去帮助照料。许广平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在（景云里）18号，鲁迅和周建人先生相处了5个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蕴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无大小，俱获她竭诚相助。鲁迅在这个时期，算是和兄弟相聚、朝夕相处的最快活的日子了。”可惜的是，这样相对欢洽的日子并没有能维持很久。原来，这时鲁迅已患了肺病，病情已越来越重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弥留之际，许广平、周建人等在鲁迅身旁陪伴，直至他溘然长逝。鲁迅咽气前，周建人曾打电话给冯雪峰，告知他鲁迅病情恶化的消息，冯雪峰立即转告了宋庆龄。但当他们赶到鲁迅家里时，鲁迅已断气30多分钟了，周建人又急忙电告了在北平的二兄周作人。由于冯雪峰是遵照中共的指派去参与鲁迅丧事的，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只好藏在周建人家中，同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商量善后事宜。接着成立的“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中，除周氏兄弟外，还有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胡愈之、胡风等人。从10月19日至22日，周建人忙碌地组织和参加了鲁迅的入殓、吊唁、出殡、安葬等全部殡葬活动。22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动下，上海的市民、工人、教师、学生约3万人参加了鲁迅的葬礼，这实际上也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在我国近代史上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