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朝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道德观。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而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强化这个学术道德观念的外在机制。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关键词]清朝；学术道德观；乾嘉学派；章学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6
清朝学术研究的主体是经学研究，经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常繁盛的局面。其间，研究的内容以及学风也几经变化，与此相对应，不同的学者对学术道德的认识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
汉学在清朝大部分时间里，是学术研究主流。因此，了解的清人学术道德，首先应了解汉学研究的主体——乾嘉学派的学术道德观念。而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及其学风、学术道德观念，很大程度是在批判前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清两代学风迥异，在清人看来，明朝的学风和学术道德相当糜烂，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心学盛行与堕落。明朝盛行心学，既是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炼。在王阳明创立心学理论的初期，心学还有一些积极的研究和建树，但到明朝中后期之后，越来越崇尚空谈，流于“狂禅”，在心学末流的影响下，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1] （卷三与友人论学书）。其次，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极大地败坏了当时学风与学术道德。“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彻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2]（p.4）研究学术，“惟以剽窃为工” [3]（卷一中，原阳九述略）。
由心学末流和八股取士造成的空疏鄙俗的学风，导致明朝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低下。顾炎武对此有诸多批评。“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吾读有明弘治以来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4]（卷十八，窃书）顾炎武还发现，一些官修书籍，也存在严重剽窃行为：“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4] （通经为吏）诸如此类的不端行为，顾氏一律名之为“窃书”，足见痛恨之心。
顾炎武还注意到，明朝另外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是“改书”，“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由此而始”。比如，把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中“伪临朝武氏者”，改为“伪周武氏”；将曹丕的“长吟永叹，思我圣考”，改成“圣老” [4] （卷十八，改书）。这样的改动，不仅造成了文字上的错乱，更造成了史实的错谬。
明清易代之后，很多人都将明亡归咎于明末的学风，顾炎武批评明代学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4] （卷十八，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注重以考据方法研究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提倡经世致用，与现实的政治军事需要结合起来，明末空疏的学风随之一变。同时，学者们也有意识地尝试改变明朝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解释方法，采用更为笃实的考证等方法来诠释义理。正如余英时所言：“如果我们仔细地排列清儒研治古代典籍的谱系，我们将不难发现其先后轻重之间确是有思想史上的内在理路可寻的。换句话说，清儒决不是信手摭取某一段经文来施其考证考证功夫，至少在考证学初兴之际，他们对考证对象的选择是和当时儒学内部的某些重要的义理问题分不开的”[5]（pp.2-3）。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许多学者们继承了清初顾、黄等人倡导的学风和考据的方法，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学术研究的内容逐渐远离现实，而专注于整理、恢复儒家经典，后拓展到其他古代文献，意在纠正和弥补在历代传继过程中，这些文献出现的错漏、佚失等问题，恢复其本来面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其研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历算学、方志学、地理学等。尤其是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成绩突出，如校注古籍，辨别伪书，辑录佚书等。 这一转变也是学风与学术道德的转变。从学风上讲，乾嘉考据学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讲求“实”，不空谈义理，研究具体问题，注重实证研究，研究过程和结论严谨都务求严谨。正如阮元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言》中所讲：“我朝儒学笃实，务其为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2]（p.1）据此，学者更为注重学术道德。乾嘉学者的学术道德，可以从两上层面来认识，一是在观念和言论方面，乾嘉学者对学术道德有了高度的自觉，进而建言献策，大致上形成了关于学术道德的理论；二是在机制的层面，乾嘉学者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对学术不端行为有约束的作用，引导学者遵守学术道德。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开创者，顾炎武最早地系统论述学术道德规范的问题。作为一名学者应该遵循怎么样的学术道德，顾炎武讲得很清楚：首先，“文须有益于天下”，学术研究必须要服务于社会，否则，“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也。”[4] （卷十八，文须有益于天下）其次，学者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并且将道德规范带入到学术研究中，“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1] （卷三，与友人论学书）再次，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原创性，研究“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以不可无，而后为之。” [4] （卷十八，著书之难）学者最大的不道德就是将他人、前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1] （卷二，钞书自序）顾炎武在学术上开一代风气，对乾嘉考据学有开创之功，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研究影响极大，他关于学术道德的论述，也对乾嘉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学术道德上相较于明朝学者有非常大的提升，顾炎武起了开创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