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中者，医生之谓也。
文物郎中者，给文物看病的医生之谓也。
或曰：文物也有病吗?曰：有，且病得不轻。君不见一件文物出土，很少是完整无损的，不是碎成了片片，就是锈成了蛋蛋，还有的缺胳膊短腿，某部分氧化得再也找不着了。要想复原怎么办，只有去找“文物郎中”，他们有一双神手，能医好文物的“病”，使它变得完好如初。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那么完整光鲜，连个裂缝都找不见，就都经过他们巧手的整治。
这里向您介绍的这位“文物郎中”，叫贾文忠，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农业博物馆民俗 (文物)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兼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博物馆学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顾问。
头衔虽多，但年纪不过四十出头。
一
贾文忠修复文物的手艺是跟父亲及父执学的。
光绪年间，北京有个修古铜器的作坊，叫“万龙合”，是个绰号“歪嘴于”的太监开的。他死后，徒弟张恩泰继承了他的衣钵，把“万龙合”改为“万隆和古铜局”，开创了铜器修复业的“古铜张”派。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即是“古铜张”的再传弟子。
贾老先生一生修复的古铜器不计其数，文忠小时候玩过一种玻璃版底片，上面全是商周铜器，有上千张，这些就是贾玉波他们早年修复的铜器照片。可惜的是，这些铜器全部流失到了国外。解放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中国通史陈列搞文物修复工作，参与修复、复制了国宝重器司母戊鼎，还参加了西汉长信宫灯、马踏飞燕、秦俑等国宝级文物的修复和复制工作。他的一个徒弟这样称赞自己这位老师：“贾玉波老师是在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辈修复工作者中最具有‘创新’思想的代表，他无论是在修复、复制、铸造还是打錾、鎏镀金银，样样都是高手。” 文忠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不能不受父亲这一行的影响。
父亲爱养花，为了省几个钱，花盆用的都是烧坏了的文物复制品，不是绳纹陶鬲，就是半坡彩陶盆。有时，还带回一些做坏了的唐三彩小马、小俑人给孩子玩。文忠很喜欢这些东西，捧在手里一个劲地看，小心眼里便萌发了对文物的兴趣。有时父亲在家帮朋友做一些活，顺便教孩子们怎样修理铜器、粘接陶器，他都记在心里。有空他还爱往父亲的工作室跑，看老师傅们干活，边看边记，不懂就问，学到了许多文物修复的方法和知识。他后来成为“古铜张”第四代传人，并且能够著书立说，跟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贾家，跟他有同样兴趣的还有他的大哥文超、二哥文熙、三哥文珊和弟弟文进，哥儿五个都干上了文物修复这一行，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父亲，形成了文物界有口皆碑的“贾氏文物修复之家”。
文忠学修复，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不囿于一家一法，而是像蜜蜂采集花粉那样博采众长，所以他的老师特别多，成长也特别快。我跟他聊天，往往为他会的东西多感到惊讶。他能书善画，工于篆刻，而且水平都不一般。他跟名画家胡爽盒学过画虎，跟篆刻名家傅大卣、大康 (殷)学过治印，临过《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和敦煌壁画，为北京孔庙复制过吴道子画的“孔子行教像”石碑，为北京郭沫若故居复制过郭老给吴晗的条幅，还复制过闻一多、茅盾的墨迹，均达到了乱真的地步。他认为，搞文物修复必须好学不倦，掌握的能耐越多越好，方不致“撮瘪子”。
为北京孔庙大成殿修匾，给他这句话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大成殿有九块清朝皇帝题字的金匾，分别是康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乾隆的“与天地参”、嘉庆的“圣集大成”、道光的“圣协时中”、咸丰的“德齐帱载”、同治的“圣神天纵”、光绪的“斯文在兹”和宣统的“中和位育”。这九块匾，在上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摘了下来，扔在一个库房里，一睡六十年，无人过问，上面堆了两寸厚的灰土。直到八十年代恢复孔庙，才又见了天日，可是当年金碧辉煌的样子已不复可见，破破烂烂，字也剥落了。这时，贾文忠刚刚二十出头，接受了修复这九块匾的任务。这些匾每块长五米、高三米，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从除垢、给破损的地方打腻子、刷佛青地，到给字涂金粉，他溜溜干了一年多，恢复了九块匾的原始面貌。其中，嘉庆那块匾上“圣集大成”的“圣”字，剥蚀得完全看不见了，他就揣摩嘉庆的笔意，用布团蘸墨写了个“圣”字，用粉笔勾出来，再用腻子把字堆出来。他幽默地说：“我也当了回皇上。”他写的这个“圣”字跟其他御笔融为了一体，毫无破绽。现在，这九块匾仍然高悬在大成殿。曲阜孑L庙如今悬挂的匾，有的也是从他修复的匾上拓取资料重新制作的。
二
贾文忠最自豪的经历，也许是修复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和修复江西新干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了。
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出土的青铜器，为1990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二门峡文物局非常重视，1991年5月，特聘贾文忠参与并指导这批文物的修复。这年他刚满30岁。
虢国墓出土的青铜器有上万件，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套君王编钟。这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晚期最珍贵的一套编钟，共八件，总重146．75千克，形制为合瓦形，每个上面都有铭文，四个大的均为五十一个字。出土时，这些编钟大多破碎，经过文忠的辛勤劳动，不仅恢复了编钟的旧貌，而且声音依然是那么准，那么悦耳。除这套编钟外，他还修复了七件一套的铜鼎和壶、盘、匝等铜器三十余件。这些文物以崭新的面貌参加了1992年国家文物局在故宫举办的文物精华展。
江西新干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几百件，其中的兽面纹卧虎立耳铜方鼎，高29cm，长 21cm，宽14cm，造型与纹饰与中原殷商文化的铜器相似；罕见的是它的立耳上各有一个造型新奇的卧式小老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铜鼎出土时严重变形，碎成了十几片，有的部分已经腐烂没了。文忠经过精心修复，也使它焕发了新的生命。
修复一件青铜器，是十分繁难的，大体要经过这么一些步骤：一、清洗，用蒸馏水把铜块表面变硬的泥沙清洗下去；二、除锈；三、整形，用锤打、支撑、顶压、撬扳等方法复原形状；四、焊接，用锡焊或粘接的方法把碎片按原状粘连起来；五、补配，补足缺失的部分，有时还要在补配的部分上雕刻、錾花；六、做锈，用化学的方法表现出腐蚀生锈的效果。这些过程既需要高度的技术，也需要高度的耐心，常常一坐一站就是一天，累得腰酸背疼，两眼发花，头都大了，如果不具备平实的心态和女人一样的细心，没有对文物的热爱，是绝对干不好的。
文忠修复文物时，手不闲着，心更不闲着。每件文物在他手里最少三五天，长的能有两三个月，可以说他把每件文物都吃透了，如何制造的，纹饰特点，铭文内容，锈蚀或损坏程度，锈迹色泽，出土时的情况，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修复，而是进行研究了，修复完了，研究课题也就完成了。处处留心皆学问，他的丰富经验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能够成为一名不仅精于修复，还长于复制和鉴定的专家，不是偶然的。二十多年来，经他修复、复制、仿制的文物古玩，如铜器、瓷器、陶器、唐三彩、碑帖等，已经达到了上千件。
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他骑着三轮车，车上铺着棉被，把两位老人从家里接到他工作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两位老人，一个叫王文昶，一个叫赵振茂，都是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他请他们干什么?看他修复和复制的文物。两位专家兴致勃勃地一件一件看完了，非常高兴，对他修复和复制的东西给予了很高评价，并鼓励他接好父亲的班。他还保存了一封贾兰坡给他写的推荐信，这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对他的技艺也是推崇备至，贾老写道：“我认为中国传统文物修复技术是中国的国粹，应当加以重视和弘扬。当前从事文物修复人才匮乏，贾文忠同志为此项事业做出了贡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都说明他把文物修复和复制当成了一个事业在热爱着，他是自觉地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着。
说到文物鉴定，文忠认为，只有多看才能够有比较，也才有资格谈鉴定。他有个好条件，即见得多，经眼的文物成千上万，久而久之锻炼得眼高了，达到了所谓“心细如发，眼明如炬”的程度，自能辨出真伪。他要求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不断学习，决不自满自足。他经常到外边讲课，把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也发表过多篇论文，出版了《文物修复与复制》、《贾文忠谈古玩赝品》、《古玩保养与修复》等专著，但他仍在抓紧学习，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班学习。2002年10月20至24日，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在论文中提出了“传统修复技术是无形文化遗产”的观点，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重视。他愿修复、复制、鉴定等从业人员不要断档，这方面的技术不要失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三
贾文忠的工作室在中国农业博物馆院内，一栋独立的小屋，门外墙上挂着一块大康写的金文体字古铜色牌子，上书“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屋内堆满了各种各样待修复的汉代陶楼。小屋面对一个平静的小湖，背后是一片竹林，即使白天也很少看见人，非常宁静。文忠爱竹，这片竹子是他自己栽的，只种了四棵，几年时间却长了一片，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东坡居士有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林使这个小环境变得更加雅致了。
文忠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喜欢和有学问的人交往，他的忘年交有贾兰坡(已故)、李学勤、单土元(已故)、朱家滔、耿宝昌、罗哲文、史树青、王世襄、康殷 (已故)、孙轶青、吕济民等，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翁，某一方面的大专家，文忠跟他们在一起，执弟子礼甚恭，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感到很充实。
他的室名堂号就蕴藏着他与这些文化人交往的有趣故事。 他有个“铜斋”的堂号，是老舍夫人胡絮青起的。文忠是老太太家的常客，有一次跟老人聊起自己想取个堂号，但苦于老想不好，想请老人帮帮忙。胡老人说：“你净跟青铜器打交道，我看就叫‘铜斋’吧。”当即提笔写了“铜斋”二字。这是文忠的第一个堂号。后来有一次他去拜访山水画家何镜涵，见他家有个匾，是老书法家萧劳写的，他很喜欢，就想请萧老也给他写个堂号。萧劳家住方庄附近的玉蜒桥，他的老师大康住在蒲黄榆，他去老师家路过玉蜒桥，有时也上萧老家坐坐。这次他对萧老说了想请他写匾的话，九十二岁高龄的萧老慨然应允。老先生说：“别写‘铜斋’了。你叫文忠，就给你题个‘闻钟书屋’吧，跟你的名字正好谐音。晨钟暮鼓，提醒你每天早起多看点书，多学点知识。”这样，他又有了第二个堂号。还有许多老先生给他题过字，大康题过“金石世家”，欧阳中石题过“青铜传家”，李铎题过“千镜墨影之堂”(文忠搜集了许多占铜镜的拓片)，还有廖静文、冯其庸、程思远、王定国等，都给他题过字。他非常珍惜这些题字。
文忠好玩，凡与金石、书画、篆刻、文物沾边的样样喜欢，样样有研究，比如做蛐蛐罐。
蛐蛐又叫蟋蟀，是秋虫中之善斗者，每到秋季，不少人对这种小虫发生兴味，精心喂养，寻找对手，从两只小虫的厮杀和呜叫中体会乐趣。养蛐蛐离不开蛐蛐罐，据文物专家王世襄说：“蟋蟀盆有南北之分，主要区别在南盆腔壁薄而北盆腔壁厚，这是南暖北寒的气候决定的。”“北京盆罐为养家所重者有两类，亦可称之为两大系列，即‘万礼张’与‘赵子玉’。” (《锦灰堆·秋虫篇》)文忠所做的蛐蛐罐，学的就是“万礼张”和“赵子玉”。
蛐蛐罐看似不过是个素面泥盆，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是备料，选择酸碱度适宜的土，冻一个冬天，再经过一夏天雨淋，而后晒干，将泥土的泥性去掉。再用井水浸泡，用绢罗澄浆，沉淀半个月，淘去余水，来回搓揉，使泥成熟了，制出泥坯，阴干后压光，放在背阴处搁个把月，才能进窑。每窑大约烧百八十个，火候在950至1000度左右，烧十一个小时后停火，再经过十个小时的自然降温，一件上好的蛐蛐罐就完成了。文忠做的蛐蛐罐，盖子上都有款识，为“贾文忠字闻钟号铜斋”。他的蛐蛐罐做工极好，获得了行家的一致好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们之所以常常抱怨这辈子没有活好，往往跟我们浪费了生命，没能挖掘潜质、抓紧做事有关。但贾文忠是不会有这类叹息的，他充分发挥了人的潜能，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事。他刚过40岁，已经做客央视《东方时空》，接受了《东方之子》节目的采访。他是文物修复界第一个走进这个节目的人，他的名字和荣耀的“东方之子”联在了一起。我至今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国宝在他手中复生》，这是个足以令人骄傲的名字。一个可以使国宝复生的人，他的生存价值是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