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价值冲突、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从美国及我国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相关教育理论和实践看,认同危机与多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我国特殊情况有关。文化的历史属性和教育不能跨越历史的规律,决定了在我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现代文化认同,一定要从本民族文化中“复兴”而不是直接学习西方。以墨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具有众多现代科学思想要素。“复兴”古代科学思想可以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处理好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现代人文、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对构建“体用一致”的教育目标,从根本上保证青少年健康发展,积极面对全球化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科学思想;现代文化;教育目标;“体用一致”
中图分类号:C913.4;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066-08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在深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联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我国青少年越发凸现的“价值冲突”与“认同危机”便是这种挑战的突出表现之一。一项对上海五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高达51%的学生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了解中国历史①;另一项对北京等六大城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没有信心的同学占20.1%②。与此相关的美国布朗大学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从学习目的和动机来看,中国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已经从过去普遍认为的“社会指向型”逐步转向“个人指向型”③。
“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或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良好认同行为常常表现为遵循共同的价值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所谓认同危机是指个人和共同体的文化身份感的丧失,直接表现为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④。近年来对于青少年价值冲突、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成因研究也有不少,一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环境是直接的诱因,但对怎样应对文化认同危机问题的讨论很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结合美国、我国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相关教育经验与问题,对多元化与文化认同的辨证关系,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认同与全球意识的关系等进行辨析,从而探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培养青少年健康的文化认同、尤其是科学文化的民族认同的一种可能途径。
一、多元化环境与文化认同培养:我国的特殊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培养创新人才,我们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与此相应地在教育界也开展了以学生为本还是以知识为本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然而,毋庸回避,在教育实践上却成效甚少。有人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理念或教育目标上存在内在矛盾。例如,一方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又积极引进以西方文化和全球意识为核心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思想。换句话说,目前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一种表现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教育;另一种表现为以儒家典籍为主的“文化素质教育”参见张红霞《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之历史透视》,(中国台湾)《通识教育学刊》2009年第4期。。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角度,有研究者指出,目前遇到的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体上存在着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不相适应的矛盾参见彭忠秋、李仲伟、李正辉《当代青年学生的价值冲突及效应分析》,《理论与当代》2007年第11期。。“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以科学思想为核心观念的科技价值体系、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主的道德教化价值体系三个异质性系统构成”
宋剑:《“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而我们对待这些矛盾的做法往往是避而不谈。那么,当一个学生生活在这样的充满价值冲突的环境里,置身于人文与科技断裂、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冲突的学校课程体系之中,怎么可能形成健康的文化认同呢?
美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多元化国家,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沿袭英国的模式,抵制专业教育、倡导古典“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西方传统人文学科为主的教育,是美国今天人文与科学并举的“通识教育”的前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展出独特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科学技术学科逐渐被重视。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詹姆斯•科南特(J. B. Conant)主持编写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一书中。科南特明确提出“自由教育”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今天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因此今天的教育应该是由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新自由教育”,即今天所称的“通识教育”Harvard Committee,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195.。
那么这样的“人文加专业”或“人文加科学”的教育是否给美国的大学生带来价值认同上的困境呢?尽管教育界的思想交锋持续不断,但科南特当年提出的通识教育的核心思想至今基本未变。这是因为,这个核心思想本身是尊重变化、不带价值偏见的开放体系:培养学生“有效思考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对价值的认知能力”。一项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研究显示,哈佛大学人文社科专业的男生从大一到大四一般经过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元论阶段”,认为事物都可以截然分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两类,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好的或正确的答案;第二是“多元论阶段”,认识到事物不是可以简单地分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两类,对于一个问题可以找到多种解决的办法,因此无所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而往往坠入迷茫;第三是“相对主义阶段”,认识到虽然对于一个问题可以找到多种解决办法,但在给定的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佳的办法,因此,判断事物好坏、对错要基于一定的条件、要确立一定的标准,这也就是“批判性思维”的阶段;第四是“付诸行动阶段”,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进一步将自己的认识上升到价值观层面,确立明确的奋斗目标并矢志不移地去追求参见William G. Perry,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CA: Jossey-Bass, 1999。。哈佛大学2009年的教育目标还是这样陈述的:“哈佛的教育……目的是动摇成见,是使‘习惯的’变成‘不习惯的’,揭示隐藏在表面之下与之后的东西;帮助学生学会摒弃原来方向并找到新方向的方法。通过教会学生质疑成规,促进自我反思,训练批判性思维。通过让他们体验那种由于接触极其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疏离感,而这种事件与文化是超越他们甚至是我们教师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 2007, 2,.cn/qkpdf/sheh/sheh201010/sheh20101009.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④ [美]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亚洲大学的崛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批评性思维离不开分析、推理的技能,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平等、开放的胸怀参见王玮《重新认识批判性思维及其在课程中的运用》,《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而美国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高等教育目标上的最大差异正是在于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程度④。相比于哈佛学生认知能力的四个发展阶段而言,我们的文科毕业生大多处于哪个阶段呢?
当然,美国的多元化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多元发展的历史,它的价值观与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一致,因此多元化与民族认同之间没有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再来看看与我们有着共同文化传统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怎样处理“民族认同”与“全球公民”等概念之间冲突的。
香港基础教育课程开发委员会在其课程改革报告中指出,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香港的教育必须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学校的课程在帮助学生获得基本知识的同时,要给予学生以全球视野。“在新课程中,尽管民族认同是重要的教育目标,但还要有许多‘全球公民价值观’内容,如:多元、民主、自由、共同意志,宽容、机会均等、人权、责任等。在80条价值观列表中,只有少数与爱国主义、文化与文明传统有关。”
Wing On LEE,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In Grossman D.L. et al. (eds.), Citizenship Curriculu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p.29-42.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来源的国家,为了增进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防止各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该国政府在基础教育中积极倡导在各民族融合基础之上建设更高层次的“新加坡文化”。这种文化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具有国际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儒家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同西方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参见吴玉军、吴玉玲《新加坡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及其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年第7期。。
相比于香港和新加坡而言,台湾地区的改革明显迟缓一些。学校的公民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教育”课程;80年代中期改革伊始到90年代的“过渡型公民教育”课程;2000年至今的“综合型公民教育”新课程Hiowlan Doong,“Taiwan’s new citizenship curriculum: changes and challenges”,In Grossman D.L. et al. (eds.),Citizenship Curriculu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p.43-60.。
当然,中国大陆人多地广,国情更加复杂;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改革开放至今才30年。任继愈生前一段高瞻远瞩的话对认识中国的问题大有裨益:
“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三四百年的反对封建思潮,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受到长期的清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接受。可是当时[近代]中国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批判性的清算。批判性的研究不是对旧文化一棍子打死,抛弃不顾,而是仔细分析,采取其中的有用的,抛弃其中的过时的糟粕。‘五四’时代有志之士、爱国学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替外国侵略势力充当帮凶的军阀,全力用于救亡图存, 没有顾得上对封建文化进行剖析,取其可用,弃其糟粕。这一任务直到今天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够了,应当说还远远不够。”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
显然,任继愈的话比起当年梁启超、胡适的认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了。从教育上看,在19世纪末,我们在尚未完成新文化启蒙的条件下,被迫从“经史子集”的模式“跨越式”地进入了现代学科体系阶段,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使引进的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文教育与我国传统的人文教育格格不入。而日本则不同,他们的明治维新是体用同步进行的。与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思想几乎同时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提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思想。可以说日本的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结束。东南亚许多国家人口较少,而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情况与日本类似。
近几年由OECD主持的一项跨国学生学习评价项目(PISA)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台湾地区的高中生在科学知识和数学能力方面在57个国家中名列前茅的同时,“科学的自我概念”这里的“科学的自我概念”指对学习科学的信心和兴趣。(self-concept in science)排名很后,甚至倒数几位PISA 2006 Science Competencies for Tomorrow’s World Volume 1: Analysis. P.138. .cn/qkpdf/sheh/sheh201010/sheh20101009-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近年来许多国学大师呼吁,墨家的衰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损失。国外对墨学的关注也有所增加,出现了倡导为当代服务的新墨学(Neo-mohism)参见孙君恒《墨学在当代西方》,《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墨学的贡献不仅在光学、力学、声学等一系列具体的科学发现上,而且在于它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点不同于后来的张衡、祖冲之、贾思勰、李时珍等专门领域的古代科学家。香港大学著名中国哲学教授陈汉生认为,从提出统一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来看,“墨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Chad Hansen,Mozi (Mo Tzu),.cn/qkpdf/sheh/sheh201010/sheh20101009-2.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一方面,割断历史就是割断逻辑,就难以以理服人;另一方面,历史是实验室,是孕育着如墨子所云“以说出故”、以理性把握感情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这个伟大实验的不同阶段赋予了不同的“环境条件”[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于是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全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要弄清整个系统的运动机制并保证其向着有利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必须首先要弄清各个子系统中各种环境条件的性质与功能。而中国这个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子系统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曾经在这个实验的某个阶段,如唐朝,获得过正面的实验结果,但在明末清初后则完全不同,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为什么不能在近代得到复兴?为什么我国封建社会能够在轻视科学技术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几千年?其中有哪些特殊条件存在?这些特殊条件在未来的人类环境中是否可能存在?它们今后还将与科学技术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探讨才能获得答案。我们的后代应该带着科学的态度,用批判性思维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实验,弄清实验过程中不同环境条件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为处理全球化社会问题提供新理论、新思路。
已有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思路大多从儒家文化上做文章,提出重构“新儒家”的口号参见王宁《重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但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古代文化中还有与现代文化精神更直接相容的成分,这就是墨家等早期科学思想。复兴墨学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一百多年的“体用两分”的难题——更确切地说它将变成一个伪命题,因为科学技术理性并非一定要从外邦引进“嫁接”不可,而是可以通过“寻根”而本土生长、复兴的东西!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来说,不仅全盘丢弃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文化认同是不健康的,而且不加分析地简单丢弃本民族文化中落后成分的现代文化认同也是不可取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进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复兴”,才能构建健康的现代文化认同呢?
首先,要从教育目标上正视、理顺“体-用”之间关系,以批判性思维的方式,用墨子、荀子等优秀思想成分协调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文主义的关系,帮助学生寻找科学思想的民族文化之根,建立科学文化的民族认同,从而树立振兴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
从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看,在“复兴”教育的早期阶段,可以直接采用墨子的科学教育内容与方法,寓教于实验、动手之中,如,重演墨子小孔成像原理的发现过程,还可以采取科学案例史教学法,如介绍墨子小孔成像原理的发现过程及有关先秦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正如科南特所言,“科学应该在大、中学校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要学生一科一科地研读这些学科的知识,而是要他们了解这些学科的个案历史,研究科学史可以使学生了解在有些简单的问题背后,隐含着多么复杂的人类问题”James B.Conant,Education in a Divided World,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1949,pp.130-131.。事实上,正如历史教育对培养文化认同的特殊重要性,科学史教育对科学思想的启蒙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著名科学社会学家乔治•萨顿(G. Sarton)认为,科学技术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最本质的部分。而且,与其他类型知识不同,“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 ④ [美]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49-50页。。它是目前“仅有的一个对于全人类都是完全共同的事业”④。因此科学启蒙不仅可以“开民智”,而且与培养全球意识的教育目标并行不悖。
“复兴”教育的后期阶段可以采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带着现实问题,引导学生研讨《墨子》、《论衡》、《老子》、《荀子》、《庄子》等经典著作,并与古希腊相关著作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生动活泼的“墨-亚对话”、“孔-墨对话”等情景教学的手段。还可以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与墨经“辩学”和《论衡》中的逻辑思想进行比较,探讨科学与逻辑的关系,甚至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等。最后,结合中西方典籍的社会背景,通过将《论语》与《理想国》,《尼克马可伦理学》与《孟子》和《道德经》进行比较,寻找我国古代科学文化未能流传、发展的根源,同时也对哲学与科学之间、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显然,师生共同探讨阻碍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及其历史过程是一项横跨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的极好的“复兴课程”教学设计。
此外,任继愈先生以朱熹为例提出了一个古为今用的“复兴”方法。朱熹在整理、诠释《大学》时,增补了一段对“格物”的阐释,将汉代的朴素思想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这样做“尽管偏离了古代曾子、子思的原旨,却适应宋明社会的需要,所以能维持八九百年不衰。朱熹的结论,今天未必可采,但朱熹走的道路、继承和创新的方法值得借鉴”
任继愈:《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也就是说,在进行历史考证、古籍注释的时候,应该采取胡适、王国维倡导与践行的科学方法,但在编写历史教材时应该充分发挥古为今用原则的作用。在开发中国古代科学史教材的时候,既要遵循中国的历史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特色”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原理,又要针对目前全球化环境的特点和我国学生的认同危机问题,认真寻找与现代化、全球化一致的文化成分,弘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科学思想和民主法制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主流价值一致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而构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体用一致”的教育目标。以台湾大学为例,近几年的通识教育课程特别重视全球意识和先秦诸子众家思想的挖掘,如《荀子甲上》的课程目标表述为: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是阳儒阴法,今天的教育也多以《论语》和《孟子》为教材。而《荀子》中有许多现代法制思想,因此读荀子可以由儒入法。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靠天吃饭,但荀子以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定胜天。荀子思想积极向上,研读《荀子》可以帮助处于今天多元社会中的学生正视问题、正本清源、培养积极进取精神;让传统人文经典“入世”,让文化遗产发挥现代价值参见陈思敏《台湾“通识教育"与大陆高校德育之互鉴——以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认知、定位、开掘为视角》,《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8年第4期。。
综上所述,复兴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历史学或政治学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的,是以青少年为中心的。文化的历史属性决定了教育不能跨越历史,尤其是文化大国的历史。历史越长,文化复兴越艰难,但越重要。此外,复兴教育的目标是国际主义的,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不是要赶超过其他民族,而是要理解自己、理解他人。只有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融汇东西方文化精华,重构21世纪中华新文化;只有这样,民族文化认同与全球意识培养才能相容不悖。
(责任编辑:薛立勇)
点评意见:
该论文针对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教育学和文化学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青少年的“价值冲突”和“认同危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引用相关的研究成果,描述了我国青少年当前出现的“价值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现象;并通过美、日、新加坡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比较分析,论述了这种危机并非文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与近代以来国人奉行的“中体西用”教育模式有关。论文认为,“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使引进的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文教育与我国传统的人文教育格格不入,直接造成了“体”、“用”的分裂。论文主张,应挖掘和弘扬我国古代墨家科学思想和科学教育思想的精华,寻求墨家与西学之间的精神联系,通过复兴古代科学思想以应对当前的文化认同危机。论文借用“教育重演理论”,具体建议,从教育目标上正视、理顺“体-用”之间关系,注重用墨子、荀子等优秀思想成分协调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文主义的关系;在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从寓教于实验、动手,到批判性思维,带着现实问题,引导学生研讨《墨子》等经典。
该论文观点新颖、明确,引用的资料丰富,对我国青少年"文化认同危机"原因、墨家朴素科学思想之教育价值的分析富有新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建议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墨家科学思想用之于沟通"体、用"的教育路径,作更具体的设计。
点评专家:周川,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