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社会关系结构上，亚稳态是稳定态到动荡态之间的临界面。在文化谱系中，亚稳态则是统治系统的滞效能或弱传导，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裂变。作为后现代印迹中“异”的承接与续写，亚稳态意味着权力结构与现代性基因组的重排。亚稳态症候的不安，隐伏着现代性向后现代性交频的人类精神之痛。
关键词：权力；差异；反常规正义；非逻辑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53-05
亚稳态(meta-stability)是指社会共同体的权力结构中的中央指令无法在某个规定时间、按照某种指定要求达到一个可预知的状态。当一个社会进入亚稳态时，既无法预测该社会结构力量平衡的临界点，也无法预测何时才能稳定在某个弱秩序的水平上。在这个期间，反社会体系的各种力量一旦输入一些微弱外力，立即可能使社会处于震荡状态，而这种反常规的力量粒子或力量流可以沿着各种媒介通道上的各个暗藏触发器级联式地迅速传播下去。在树状社会控制系统中，如果反动荡的社会部件无法按时到位和发出有效信号，以及根茎式的稳定点的固持力的不充足，亚稳态会随即产生。
一、虚拟与“权力”的不可消止
霍布斯把追求权力看作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动机，“财富、荣誉、统治权或其它权势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法西斯主义的逞能表达了渴求权力和信奉权力万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印证了霍布斯的判断。而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权力’这个词包含两重意义，其一是指拥有统治他人的力量，即具有统治他人的权势；其二是具有干事情的力量，即干事情的能力。后者不含统治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说后者也含统治的意义，那只是指能力意义而已。”即“权力”具有统治与潜力的双重意义，而且这两种力量不但不相同，而且还有相互排斥的倾向。“权力欲并非根源于力量而是来自懦弱。一个人去追求权力，则说明此人无法摆脱个人自我的孤独，无法依赖自己生存下去。由于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力量，就铤而走险地追求第二种力量。”
霍布斯认为每个人先天都有一种自然权利。“一个人放弃或让出自己的权利时，并不是给予任何其它人以他原先本来没有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对任何事物没有一件不具有自然权利的”。而且，当每个人以个人的身份对共同的代表授权时，他们便要承认他在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一个人不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捐弃或出让其权利之后，就谓之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受他捐弃或允诺让出的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对此，福柯也认为： “权力具体地是每个个人拥有的，他将它全部或部分让渡出来从而建立一个政治权力，政治统治权。……因此，权力与财产、权力与财富的类比明显地表现出来，贯穿这些理论的始终。”
尽管对于霍布斯和福柯的权利或权力的让渡理论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基本的共识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掌握着权力，一部分人没有掌握着权力，并且为权力的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尼采的话说得很直接。“‘人’，乃是原始森林植物界，他始终出现在长期争夺权力的场所”。对于权力的分配，就更没有余地了，“人就像蛆虫一样，被蔑视、被消灭、被践踏，人没有进行任何选择的权利：要么治人——要么治于人。人们为了成为暴君即变得自由，就要成为自身的暴君”。也就是说，权力是不可否定之物，权力在人的近处。
霍布斯尽管认为权力欲是懦弱的表现，但也意味着懦弱通过权力获得力量，即权力在现实性上是强大的。而且，霍布斯还认为：“人的价值或身价正像所有其它东西的价值一样就是他的价格：也就是使用他的力量时，将付与他多少。因之。身价便不是绝对的，而要取决于旁人的需要与评价。”也就是说，因为权力被其它人所使用，人自身的价值才体现出来。这样，无论在尼采的生存论上来说，还是霍布斯的价值论上来说，争夺并拥有权力是人作为人的基本需要。
但是，沿着霍布斯与尼采的权力谱系，接着的问题则来自于权力的稀缺、非授权与超出授权。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霍布斯所说的权力的自愿让渡是不存在的，权力不是自愿让渡的，而是被剥夺的。或者说，掌权者拥有了超出自身应拥有的权力。权力的争夺也由此而产生。社会的稳定性从本质上讲是由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所决定的，而亚稳态则意味着权力斗争的亚激烈。亚激烈实则反映了拥有与非拥有权力双方力量的悬殊，其结果一种是较弱一方被消灭，亚稳态趋于稳态；另一种是较弱一方不断壮大走向力量接近的激烈性争夺，亚稳态则走向震荡。当然，亚稳态既是一种过渡，也可以是一种常态，因为在旧的亚稳态因子消失后，可能新的亚稳态因子又形成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对他人权力的代表、剥夺、占有、滥用过程，还是对授权意义下应负职责的玩忽职守，都是一种虚拟行为。自我的权力自愿让渡给他人代表或他人抢占自我的权力，他人按契约行使职权，或者滥用权力，他人的权力操作都是自我的权力虚拟。正如霍布斯所说：“言语和行为被认为发自其本身的个人就称为自然人，被认为代表他人的言语与行为时就是拟人或虚拟人。”权力的代表或占有会延伸到另外两个方向的典型虚拟。一是占有他人权力并应行使与权力相匹配的职责的疏忽职守。这是一种对责任占有的虚空，即以实在的形式虚假地存在着。这种虚拟也是权力占有虚拟中滥用形式的转化与变异。
另一个方向的典型虚拟是失去权力的一方在被迫让渡或被霸占时，如果向占有方夺回权力时，其并不能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虚拟作为。作为弱势群族或权力边缘化人群面对强权压境时的一种精神抵抗，无论是向权力体系挑战还是对公共领域的破坏，都是一种假想获得真正占有权力的“自己构成自己”。只不过这种虚拟是在承认现实性意指丧失的基础上一种对新现实的意境重构。由于权力的客观存在性与传递性，无论现时占有或拟占有，其现实化过程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拟行为。其最终表现为生存论意义的附载过程，更是一种虚拟。
权力虚拟的意义在于暴露了稳态、非稳态与亚稳态社会结构的运作机制。在稳定性社会形态中，权力虚拟表现为授权的约定行为与权力的高效与节制；在极不稳态社会中，虚拟意味着权力的无度或废止，是对现存统治关系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在亚稳态结构中，虚拟反观为一种挑战固有权力体系的危险行为，无论是统治方权力运作的滥用与失职，还是被统治方行为的冒险与移位，都是为了获得更大虚拟以及更大现实的对现实性权力范畴的越界。权力虚拟的恣意与暴力化是亚稳态中向震荡态社会转移的危险信号。
不过，虚拟既是对现实的否定，也是对现实的延伸。由于虚拟的本质是规则的构成，因此稳定态社会需要虚拟，亚稳态的操作更离不开虚拟。但虚拟与现实自人类从远古以来就没有分离过，只不过虚拟的形式与中介系统不断发生变化与升级。而且，在进入新的符码时代，虚拟的创
设形式既是对现实的决断，也是对原始行为的回归。也许尼采的话暗示了我们一些思路， “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因为这种真实性只有当它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势能的手段时，才有意义”。
二、差异与反常规正义
差异的缺失是作为现代性问题进入我们的理论批评，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多的是对同一性的讨伐。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逃脱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承认“差异”。利奥塔说：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它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它拒绝正确形式的安慰，拒绝有关品位的共识。”但现代性社会有统一。更有差异。差异作为一种隐居的社会破坏力量，是以同一性作为作用的合力点。财产、权力、知识的分布不均，即社会资本占有的差异化引起群体的同一化要求。在同一化要求过程中，必须通过差异化行动达到目的。自杀、恶性刑事案件、破坏公共利益、分裂倾向、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等各种个体或局部集群行动，都是在差异化形式中，祈求获得集体的文化认同。正如霍布斯所说： “受压迫的恐惧使人先下手或结群以相助。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就没有保全性命与自由的方法了。”不难看到，无论个体或集群的先行都是以差异化表现形式的同一化行为。
权力体系的文化主导，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一直被认为是同一性的文化模式。然而，统治集团在追求差异化的特权时，却运用“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来掩盖事实的差异性。康德说：“为了成为一个道德上善的人，仅仅让我们的族类所蕴含的善的种子不受阻碍地发展是不够的，而且还必须同在我们里面起反作用的恶的原因进行斗争。”康德的“善”正是权力体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统治集团把一切对反对统治的思想与行动都看作是一种“恶”。因此，扬长道德的“善”成为一切统治形式的政治秘密。但是，反统治的个体或社群却是通过反对“道德”的虚伪同一性，来实现文化身份的真正同一性。尼采指出：“道德乃骗术。”因此，在尼采看来，揭露道德的虚伪同一性是走向独立性的前提。“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种类，他不应单独存在。”也就是说，独立性应成为同一性的敌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被统治群体来说，只有获得实质意义上的同一性才能走向独立性意义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与后现代主义创设者们理解不同的是。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差异性而是趋于同一性。
差异与同一性的辩解、统治与被统治的敌视，都是回到“正义”与“非正义”的自觉上。正义的规定性也是文化主体自身利益的规定性。随着统治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达，被统治阶层的正义感的合法性得到大大加强，正义化的力量更加积聚，正义化媒介更为活跃。即在主导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诉求的合法性范围大大拓宽，“常规性”正义空前普遍化。常规性的规定在于，只要关于公共分歧或反抗的正义性话语还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谢范围内，是稳定性地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度与深度，这种关于正义性的阅读与阐释就是常规性的。
尽管常规性正义的面积在扩大。但是非正义的种植也在扩大，或者说种植的速度超过了土地开垦的速度。这样常规正义的行为效果与范式受到了滞阻与变形，一种反常规的正义的草种在成熟土地的四周的荒地里迅速开始发芽。犹如库恩所说： “现在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作为反常规正义的力量的崛起。既是关于正义力量的积聚的结果，也是主流正义话语不能完全包容的结果，更是非主流面孔还没有聚集足够的力量来消解主流正义话语的过渡物。这种规范话语中非规范的保留是亚稳态社会结构的存在基础。
从精神政治的历史来看，中西方有着不同的统治谋略。中国传统官僚体系，是以权力作为政治价值核心，以规范性的等级规划，把反统治的力量积聚到权力的诱惑上，来回避政治、遮蔽政治。西方基督教的发达，则是通过心灵的许诺，克服思想的追求，在信仰的重复宣传下，丧失了政治的敏觉。尽管中西方有着不同的统治伎俩，也都是朝着稳定态社会目标而去，但是，“善”的社会或“恶”的社会，并不以稳定为尺度，而且，稳定态社会或非稳定态社会也并不是统治集团的自愿与自弃。
从社会矛盾的结构上看。中西方的权力话语有着相同的规范性。统治话语下“善”的种子的生长、开花和结果是常规性正义的，而同“恶”的斗争就会出现常规与反常规的分歧。因为，真正的“恶”或“恶”的原因正来自于统治集团。这样与“恶”的斗争就成为对统治政治本身秘密的揭示，也意味着反常规正义的开始。反常规正义在常规正义话语下。总是以“犯罪”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作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
需要指出的是，反常规正义并非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是古老的文化遗存。但在现代性发育的畸形下，其获得了更加多样化的特点。尤其是，以未来的角度，反常规正义中蕴含了非正义的因素。应该看到，我们的历史与现在一直是一个正义与非正义纠葛的时代，也是常规性正义与反常规正义并合的时代。一旦正义与非正义开始分明，常规与反常规正义走向复合，历史领域内的矛盾也将由此终结。
三、非逻辑与“知”的解体
苏格拉底认为，没有见过光明的人，必然对光是一无所知。恶人背离善，是因为他没有知识。也就是说，“知”在苏格拉底那里不仅是一种“知”本身的知，更具有一种“行为”的知。而且， “知”的过程意味着理性的立足与苦行。人类的“知”行在经历了多次启蒙演绎以后，理性被认定为人类精神或“知”的杰作。然而，在尼采看来，人类本身并不能越过命运和神圣意志，以理性知识主宰自我的时代应该终结。对苏格拉底的激烈批判，开始了尼采的意志学之旅。在尼采看来。以逻辑线为基本方法的理性原则是人类对“知”的简单化和线性化，仅仅是人的一种先验。 “我们主观信仰逻辑学的必需仅仅表明，我们早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把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因为，现在我们在现象中发现了逻辑学——，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必需会担保某种物是‘真理’。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换句话说，世界本来是非逻辑的，或逻辑是非逻辑世界的特例。结论是，以“逻辑”作为内核的“知”必须解体。对人类的逻辑之思的否定，是对人类几千年“统一”、
“秩序”和“逻辑”为基础的“知”的建构的坍塌。逻辑学本身，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启于尼采之思，我们不难看到，随着现代性的怒吼与终结。 “知”的崩析呈现多条轨迹。与此同时，亚稳态社会结构相应成型。
一是人类的认识能力与大自然的破坏力量相比， “知”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尽管传统哲学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争论中，由于强大的理性主义，可知论占据了上风，但今天同样在理性主义主导下，人类对不可知的恐惧。重新占据了人类的基本生活。地震、流行性疾病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性事故的不可预知性已成为悬置在人类头顶上的一把利剑，人类生存的心理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大自然对人类生命摧毁的不可预知与不可避免孕育了人类生存体贴的无能为力。生命本身安全心理的不稳态与灾难发生后的社会动荡将共同引起社会长期处于亚稳定状态。这些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工业文明的发达与人类交往频率的加快，使得原始人类生存意义上的逸致成为人类今天生存的困境。
二是由于理性的局限性，理性、逻辑失去了认识的有效性。传统的理性之光暗淡了，非逻辑、非系统、非秩序的荒诞，成为越出传统认知领域的新光源。如果说逻辑是人类自身为了秩序化世界的创造物。那么非逻辑作为人生命本身所蕴含的不能推理、不能证明、不能辩论的一种“智慧”，它则是一种潜伏在人类认知世界里。具有巨大爆发性的裂变力量。逻辑中隐含着非逻辑，只有非逻辑和逻辑的暗合与触发才能把握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深刻矛盾。高度科学化的核威胁就是在逻辑中生成的非逻辑。非逻辑和逻辑一样既有“知”的一面，也有非“知”的一面：既有通向稳定的一面，也有震荡的一面。亚稳态是非逻辑传播的滞留与涌溢。
三是由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使得人类丧失了基本的善恶判断。黑格尔说： “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古希腊哲学认为，是无知丧失了善。今天却是“知”带来了恶。知识与权力的勾结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现代性下则呈现了新的面目。无恐权力、黑色权力，交错权力，既是中央集权向权力枝叶和末梢的布控预见，反过来也是对中央权力的削凿，成为中央权力的敌人。中心权力与非中心权力矛盾的尖锐化。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破坏了中心权力的“知”的纵深计划与合法性砌积。非中心权力的越位与张狂成为亚稳态社会结构形成的直接动因。
四是由于经济虚假繁荣、就业困难与收入的不稳定引起人们对基本生存产生了不安全心理，于是一种通过非理性消费、透支生命、反生命行为来“丰富”生活，生活失去了生命原发性的“知”的意义。自从“增长”、“积累”与“发展”成为现代性的演绎逻辑，矛盾的积聚与延时已成为现代性挥之不去的阴影。消费膨胀、恶性刑事案件、吸毒等严重摧毁社会稳定根基的反生命“恶”行，伴随着现代性的增长不断集中与繁殖，不断向未来开放与延伸。反文化的滋生与身体文化的放纵成为文化多样性与生活丰富性的标注。代表着稳定社会基础的身体之恋与精神之恋之间的平衡受到了破坏，一种反自我生命与反他人生命的“知”的偏移开始动摇稳定态社会的重心。
五是由于现代性的压力，传统“知”的逻辑难以解开现实之“苦”，于是一种试图通过宗教和占卜回避现实的磷火重新点燃。等级压抑、教育危机、身份悬置、死亡威胁等现实性旗袍，总是包裹不住精神的冤屈，一个撕破主流意识形态的岔口沿着自由的旗杆顺延而下，在最低的水面上浮起宗教的灵光。古老的宗教与占卜早已被中西方的哲人与愚民所剔骨，但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布满灰尘的信仰浪潮重新席卷而来。尽管有着某种恐怖与晃动，但顿悟的祈盼还是让信民们冒着冷清的露水去吟唱。粘合生命与死亡界限的非逻辑之思，试图在磷火中纵情舞蹈。但是，这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逃避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没有拂晓轮回的日落。大地的臣民因为没有拂晓而与死紧紧拥抱。也许死亡之态也是一种稳定态，但更应该是亚稳态。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早就说道：“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更不能认识人类了。”亚稳态是人类“知”的充分积累的衍生物，是逻辑与非逻辑不断变换的异步现象。反映了“知”建构与解构的深刻矛盾。只要统治力的传递过程中有异步脉冲，亚稳态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统治集团来说，要减少亚稳态的发生，首先要克服自身的统治错误，正如柏拉图在《政治家》里异邦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所说， “异邦人：智慧的统治者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犯错误，只要他们坚持这一大体——只要他们总是能够以其心智与技艺，将正义布施于城邦中的民众，能够使他们得到平安，尽可能使他们越来越好。苏格拉底：对你现在所讲的，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其次要使被统治体对统治过程产生错误的不敏感。对于被统治阶层来说，要运用亚稳态中的“反抗”高频、统治者“知”中的不知，以获得非逻辑中的逻辑、“非正义”下的正义。
宇宙之外没有物体，也没有空间，完全的虚空也没有，是绝对的“无”。如果常规正义填满了人类精神的小宇宙，小宇宙之外也就没有反常规正义膨胀的空间。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稳态与亚稳态的区分可能，现代性也没有向后现代性变频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