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市委宣传部的资助下，由珠海市委宣传部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编纂的《韦卓民全集》2013年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欣闻此讯，异常兴奋，感慨万千。
（一）
我与韦卓民先生相识有十一个年头，尤其在“文革”后期的1971年下半年至1974年春，还有幸与他同居一室，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我对他却始终了解甚浅。记得1965年9月，当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读书时，就听高年级的同学介绍，资料室里有一个叫韦卓民的“摘帽极右”，可有学问，懂五、六国语言，曾留学欧美，在美国好几所大学当过教授。我听后深感敬佩与好奇，便多次到资料室以看报刊、杂志为名故意窥探他。只见他身材并不魁梧，约一点六五米左右，满头银发，脸色红润，常常面带微笑，显得格外慈祥。这就是韦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第一批下到湖北省大冶三山湖农场，在那里建华中师范学院大冶分院，离别了武汉。待我们1967年春重返武昌桂子山校本部参加“文革”时，韦卓民先生已被“横扫”，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每次批斗“走资派”，无论是谁，总看到少不了他当“陪斗”。不管受到怎样的屈辱，他总是忍耐着，一言不发。这又是韦卓民先生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
在与他同居一室的日子里，开始我们也很少说话，后来接触久了，才慢慢有了一些交流，零星地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并偷偷地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使我受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真正谈得上对韦卓民先生有一个比较的了解，是在韦卓民先生去世以后。1993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九十周年校庆，作为校庆活动之一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于4日召开。我有幸读到了有关会议的主要论文，会后又认真阅读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衷地产生了对韦先生的崇敬和惋惜之情，而且这种心情一直驻留在我的心中。正因如此，当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我在应邀去广东省中山市和珠海市联合召开的“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发现出生于香山地区的韦卓民先生，由于年轻时便离开了桑梓，家乡人对他了解和研究不够时，便即兴作了“应该重视对韦卓民思想研究”的发言。想不到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大会总结时，我所在的小组还将我的观点向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全体代表作了报告。这使我很感动。回到武汉后，我又向珠海市委宣传部长黄晓东先生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了我的想法，同时建议珠海和我校加强合作，共同推进韦卓民思想研究。
黄晓东先生对我的信非常重视，委托珠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的清女士于12月21日给我打电话，并约请我写韦卓民传，作为“珠海历史名人”第二批图书出版。为此，我认真地查阅了韦卓民先生的档案和解放前华中大学出版的报刊资料，研读了韦卓民先生的大量遗著和相关资料，对他肃然起敬。我常常问自己，一个人七十岁以后能做什么？一个人七十岁又受到严重政治迫害后还能做什么？时下留有一个段子：“一岁闪亮登场，十岁天天向上，二十人生理想，三十奋发图强，四十事业辉煌，五十光芒万丈，六十告老还乡，七十打打麻将，八十晒晒太阳，九十躺在床上，百岁贴在墙上。”这就是说，年过古稀，只能消磨时光，慢慢等死了。可是，韦卓民先生的人生却不是这样写的。他在七十岁被打成“极右”，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残酷迫害的这十八年间，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学术辉煌，达到了他个人学术顶峰。
（二）
韦卓民（1888—1976），原名韦钜，字勋奥，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著名教育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和爱国的基督教徒。
1888年12月7日，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五区翠微乡人和里三级石一横巷4号。他的祖父是茶叶商人，常往来于澳门与珠海之间。他的父亲韦鲁时，年轻时曾随祖父经商，后因生意不好做，北上汉口为当买办的堂兄做帮手。韦鲁时共有九个子女，韦卓民是惟一的男丁，极受疼爱，被寄予厚望，取名“卓民”就是希望他卓尔不群，将来能光宗耀祖。
韦卓民六岁入读私塾，悟性极强，读过的书大都能背。因深知外语的重要，韦父1902年送十四岁的韦卓民到澳门学英语，第二年又把他带到武昌入读教会办的文华书院。此后韦卓民不顾丧父带来的悲痛和困难，半工半读，发愤图强，于1911年1月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士学位，以最高荣誉生毕业。正是在这一年，他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韦卓民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教师，讲授数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史及国文等课程。同时，兼攻读文学硕士学位。
1915年，韦卓民修满文学硕士所需学分，获文学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孟子之政治思想》1916年在上海出版，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9月，韦卓民被推荐留学哈佛，在研究院哲学系就读，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他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霍金（William E·Hocking）教授，七十多岁的霍金学术造诣很深，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给韦卓民开列许多必读书目，每周听取汇报，进行点评指导。严师出高徒，韦卓民勤奋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硕士课程，1919年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修完了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全优。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提前回国，任文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韦卓民回国后，霍金对他这位得意门生念念不忘，他后来这样评价韦卓民：“只要你认识了韦博士就忘不了他……他的活力与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1924年秋，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原文华大学校长美国人孟良佐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被推选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1927年，因时局动荡，华中大学临时解散，韦卓民决定到欧洲去求学。当年9月，他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过著名哲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的严格考查，他在哈佛的成绩得到承认，免去了资格考试，正式成为这位名师的博士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还先后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欧洲著名学府旁听和研究，为其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深厚基础。1929年7月，韦卓民完成博士论文《孔门伦理》，顺利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出任重建后的华中大学校长，从此在这个岗位上服务二十二年。
“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华中大学”，为了华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他殚思竭力，呕心沥血。为了把华中大学办成武汉甚至中国有影响的大学，韦卓民把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且又受到严重阻抑的情况下，华中大学应“一意讲求高等学术”，为中国培养“立德立言立功，发奋天下为雄”的高水平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师。为此，他通过各种办法网罗人才，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的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如《楚辞》学家游国恩教授，文论学家包鹭宾教授，社会学家许烺光教授，物理学家卞彭教授、桂质庭教授，教育学家黄博教授、胡毅教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徐作和教授等，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他还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访问和讲学，如李约瑟博士、费正清教授及著名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正是有了这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华中大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蜚声海内外。
在课程设置方面，华中大学各系、各专业课程安排除了重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还注重培养他们动脑动手和从事社会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满足国家建设对经济人才的需求，韦卓民提出建立经济学院。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汉口是一个大商业中心，随着铁路干线的完成，势必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我们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地投进商业中去。”为此，他引进了一大批毕业于美国名牌商学院的中国学者。华中大学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在华中地区的教育和商界大显身手。
韦卓民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如甄别考试制、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根据甄别考试制，华中大学的学生入学便要进行摸底考试，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成一个班，分别上不同的课。华中大学高度重视外语，除中文和中国史等课程，教学用语基本上都是英文。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四科成绩皆合格，且各科平均成绩为六十七分以上者，才能进入三年级，否则要重修或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勒令退学。由于考试要求很严，华中大学的学生淘汰率很高。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一百五十三人中，六十八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二十人重修了一年，二十七人被淘汰，另有三十八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百分之四十四，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百分之五十七。为了解学生思想、指导学生学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韦卓民先生还借鉴英国的做法，在学校里推行“导师制”：一、二年级的学生有生活和一般业务导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专业导师；导师每月必须和学生共进一次晚餐，以密切关系。韦卓民订立的制度，看似严苛，却很好地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抗战爆发后，韦卓民带领全校师生先是南下桂林，后来又迁到云南大理喜洲镇，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在喜洲期间，华中大学招收云南籍的学生三百多人。这批学生绝大多数选择教育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云南省大、中学校的骨干教师。在云南期间，因为经费紧张，韦卓民先生把自己在欧美讲学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办学。抗战胜利后，他又到处筹集资金，于1946年6月将华中大学迁回武昌，倾注全力兴学育才。不久，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婉言谢绝。
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的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和省教育厅正式命令华中大学迁至桂林，并愿提供运输工具和经费，韦卓民先生不为所动。当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也派人软硬兼施，要学校撤离。韦卓民先生则在全校动员会上公开表示，华中大学不迁移。他给老师发两个月薪水，制定应急预案，稳定了师生情绪。对于学校迁移之事，韦先生回答说：“不迁了，我们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们有良好的纪律和礼貌，这是在旧政权士兵中没有过的现象。”就这样，在武汉解放前夕，韦卓民先生完全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将华中大学迁移的要求，将华中大学一切设施保存良好，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
韦卓民先生创办和主持华中大学的奉献精神，赢得了海内外校友的衷心爱戴。他逝世后，原华中大学校友集资在台北繁华的敦化南路建起“韦卓民纪念馆”。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昌桂子山校园里树立起韦卓民的汉白玉塑像，以纪念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
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腊等外语，尤其是英文，与母语一样好，连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惊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良好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贡献良多。
韦卓民早年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如他的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对中国的人伦道德赞许备至，认为“中国人优秀的道德准则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财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应邀赴美英讲学，受聘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着力宣扬中国优秀文化。他在美国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专题讲座的讲稿，汇编成专著《中国文化》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说，韦卓民向西方阐述中国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韦卓民晚年则着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1952年卸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全力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四位划时代人物。有感于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国尚无，韦卓民从1957年起，尽管被错误打成“右派”，且年届古稀，仍以极大的毅力，把康德的八部著作三百多万字翻译出来，其中有四部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翻译了四部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一百多万字。这期间成为他个人学术成果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他也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著名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文革”期间，环境更加恶劣，韦先生已年过八十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撰写《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直到1976年逝世前几天，共撰写了五十多万字，可惜未能完稿。
韦卓民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遗著包括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教育学等九十部（篇），达七八百万字。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陆续将这些著作整理，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康德：〈纯理性批判〉》等。
韦卓民先生既是校长，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他一生没有脱离教学，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仍坚持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即便在他年过古稀，不幸蒙冤后，仍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直到1974年才退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韦卓民专门为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寓研究于教学之中，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援用几种语言讲解某个重要的概念，讲得十分透彻。著名学者陶德麟教授、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当时都慕名前来听课，获益良多。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杨祖陶教授曾对他的弟子们说：“中国西方哲学史这一块，韦先生是奠基人之一……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当年听过韦卓民先生讲课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曹方久更是深有体会地说：“卓民先生于六十年代给我们几个中青年教师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主要是讲《纯粹理性批判》和《小逻辑》。他备课认真，煞费苦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援用几种语言文字讲解某个重要的概念，从语源、演变、多义诸方面反复诠释，讲得十分深透。”他因材施教，细心摸清各位中青年教师的业务基础，根据他们的研究重点和理解程度，分别布置不同的课后思考题、作业题，引导他们进一步深入钻研。这些量身定做的各种题目，每每切中受教者的要害疑难之处，使他们深受启迪。与此同时，韦卓民先生在讲《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等重要哲学原著时，对已有原著中译本存在的不足，如明显不贴切、不合原意之处或误译、漏译之处也一一指出，细心评说，阐述自己的见解。曹方久教授说：学术界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康德是个‘信仰主义者’，因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过‘我否定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地话。卓民先生力排众议，对此持不同看法，并根据德文原著，认为此乃误译原文的结果……在他重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这句话已改为‘我因此就得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这里两个关键词：‘否定’改为‘扬弃’，‘信仰’改为‘信念’，两词之差，含义迥然不同。‘扬弃’乃德文aufheben之译，该词为德文所独有，其他语种均无相当词可译。卓民先生曾多次反复讲解它的来源、演变，本意为‘把某个东西从不属于它的领域中排除出去，然后保存起来加以提高’。英文将这个词译为‘deny’（否定），有的中译者也随之而译为‘否定’，遂铸成大错。至于‘信念’，乃德文glaube之译。卓民先生讲，此词在德语中，既可中译为‘信念’，又可中译为‘信仰’。这要根据具体语言环境而定。在康德那里，当他论述一般问题时所用的glaube是指‘信念’，只有在专门谈宗教问题时，才应译为‘信仰’。康德这句话是在谈理性推广到实践时说的，根本与宗教无关。所以，康德在这里既没有否定知识，也没有为信仰开辟道路”。
韦卓民与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约定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故事，更是体现了韦卓民诲人不倦的精神。王元化教授回忆说：
六十年代初期，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要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并将那些信件全部销毁，直到1973年才又继续通信……我和卓民先生通信时，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有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他指正。他的复信往往对所涉及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提出有益的指导，而且也间或评论其中利弊，耐人寻思，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卓民先生在复信时，往往为了一段话，甚或一个术语，查阅各种版本。倘手边无书，没有查到，即在信中言明，而不肯含糊过去。他对黑格尔的用语，大多几经推敲，决不望文生解，真可说是“一句之立，旬日踌躇”。这种功夫在今天有些人不屑一顾，甚至轻蔑地加以“繁琐”的恶谥。因此，在一些理论文章中遂造成不求甚解、以讹传讹、概念混乱的种种弊端。我们的通信是私人信札，卓民先生对国内某些哲学家的评语，未遑斟酌用字的轻重，也许未免有欠妥之词。他在一封信中，曾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勉励我说“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至今仍时时促我勤奋，使我对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内心的疚责。后来，我的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应该说卓民先生的那句话是起了很大影响的。他的来信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提出的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式的产生背景，以及中世纪将其普遍化，以致黑格尔对它进行批判时，由于没有究时原委，终未切中肯綮，这些意见颇值得注意与进一步探讨。卓民先生不是孤立去评价某一观点，而是追源溯流，以明其脉络，殚其统系。这种方法，尤足珍视。例如，他对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推理理论，就是上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下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关系逻辑，从推理理论的流变及其史的发展，把黑格尔的一些观点放在这样的背景上进行剖析与评价。这也是值得注意并可资借鉴的。
……
卓民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纸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当时他已年近九十高龄，除了学校交托的任务，始终在从事写、读、译、著工作，从不中辍。他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虚掷寸阴。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
如果说，韦卓民对王元化教授的耐心指导，是由于他是王元化教授父亲的同窗好友，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浓浓亲情可以理解的话，那么，韦卓民对素昧平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的指导就更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美谈了。
在整理韦卓民的遗著时，曹方久教授意外发现大约在1964年前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著名逻辑学家王方名教授被几个逻辑史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北京找不到答案和资料，于是向他们“素来仰慕”的韦卓民先生请教。韦卓民与王方名从未谋面，但他接到来信后，立即撇开自己手头的工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地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对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并列举了各答案的出处，涉及到的参考书达一、二十本，包括英、法、德诸语种，还对每本参考书都一一作出了评价，指出其优缺点与可信程度，甚至指出该书哪部分较好，哪部分较差，哪部分“仅供参考”等等。
曹方久教授看了这些复信底稿后“惊呆了”。他说：“韦先生回答问题，有许多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是罕见的，有的甚至是空白。”1993年，曹方久教授将韦卓民的复信底稿连同王方名的来信合并整理成《关于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位素昧平生学人提出的问题，韦卓民先生能以认真的态度作出圆满的回答，真乃大师风范。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的这种诲人不倦、认真教学的态度堪称楷模，在当今尤其值得弘扬。
韦卓民先生是无声地、安详而平稳地离开人世的。儿子韦宝锷回忆说，“那天晚上，他一直睡得很好。到了九点多种，他对我说，我背上冷，把被子压一压。我在他背上压了一床毛毡，他又睡了，但喉咙里老有一点痰呼呼作响。到了九点三刻，他咳了几声，把痰咳出来。我把痰杯接住，他把痰吐在痰杯里，喉咙的呼吸声没有了，我心想这是喉咙的一点痰吐出来了。但过了一下，我觉得房里太安静了，试试他鼻孔，没有气，摸摸心，未摸到心跳，他便安静地死去了”。
按照基督教教义的理念，一个一心为人类播撒爱心的基督徒，上帝会保佑他。他将光荣地死去，把躯体留下，灵魂升入天堂。韦卓民先生的离去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坚信，在天堂的韦先生，见到《韦卓民全集》的出版，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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