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1898—1996)，湖南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1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英语教师，并认识了同事毛泽东。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他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农民讲习所讲师，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1927年后，他在上海从事翻译、著述并执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代后。他任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他相继任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上海市政府委员、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两部通史一种理论
周谷城是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实践者之一。从周谷城的全部史学著作来看，他是以通家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被刻入百年史学发展史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以特殊的著作形态与学者风格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基本上奠定了周谷城在中国史坛的不移地位。
晚近湖湘学派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似乎可以追溯到曾国藩，近现代湖南的仁人志士或多或少都与这位湘军领袖、中兴名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中科举或当湘勇而家族致富的，在三湘境内是非常普遍的。在新式学校没有出现以前，湖南的宗族或家族教育体制是十分普遍的，也是十分发达的。又因为曾国藩的大力提倡，家族教育在湖南全境更为盛行。咸同、光宣以迄民初，宗族教育传统仍然在湖南很大部分地区有势力、有影响。周谷城曾祖父是木匠，祖父是贫农，父亲过继给曾点过翰林的从祖父周桂榕，生话很优裕，周谷城的外祖父出身秀才，周氏族人中之周寿山是湘军将领，故周家在当地很有势力。周谷城幼时读周氏宗族开办的蒙馆、经馆，经馆后改组为周氏族立两等小学，周谷城在该小学读到毕业。父亲要求他学武艺，周谷城坚拒不从，到省城长沙补习英语，并上中学，读英文班。校长是符定一，任课教师有杨昌济。周谷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学即擅长国文、英文的周谷城到北高师一年后就能较熟练的阅读英文书。也许是受杨昌济教读宋明理学的影响，大学时代的周谷城很爱好哲学。当时的北平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学术文化研究中心。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对年轻人特别是高校的青年学子的辐射、感染、渗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在“五四”运动60周年，亲自参加这个著名运动的周谷城撰写了纪念文章《“五四”暑期的自由辩论》。在文中，周谷城回忆了60年前在文、史、哲及政治方面的争鸣。文学领域，有文言与白话之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之争，《新青年》与《学衡》之争；史学领域，有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派；在哲学领域，有新派学人领袖胡适与梁启超、吴雅晖关于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术争鸣，丁文江、张君劢之间的人生观之争；政治领域，有改良与革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等等等等。这些著名学者之间的自由辩论，对周谷城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自然是颇有心得。当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周谷城毅然决然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为颇有知名度的学生领袖。学生时代的周谷城对政治充满激情，似可由此追寻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的轨迹及其特征。30年代初期，周谷城开始了他的通史撰著工作。在回忆《中国通史》的撰写过程时，周谷城说：“1932年秋，我到暨南大学教书，担任教授兼史社学系主任。因为当时文、理、法各学院都要教中国通史，课多教师少，所以我被正式安排教中国通史，两个班，共六个小时。这时，听讲的人多，但讲授有三小时的重复，加上我已写过《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实》，虽然每周仍须教十二小时课，还是觉得轻松，于是有了编写《中国通史》的念头，并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上、下册，约75万字，第一版由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周谷城《中国通史》，是在当时的通史纂修热潮中出现的。因为以历史的整体观念贯穿全书，主旨鲜明，简约明快，文风清新，出版后很受文化读书界的褒评。建国后，《中国通史》先后由新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中国通史》时，年逾八十的周谷城在《第二次修订重版序言》中说，“本书从第一次出版，到一九五七年，共印了十四次，没有修订过。一九五七年，移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作第一次修订后，也印了两次。现在为了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再次修订出版”。由周本人对自己著作的出版历史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国通史》从初版到80年代的修订重版，传播面十分广泛，在学术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通史》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名著之一，曾受到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1980年，82岁的周谷城在《第二次修订重版序言》中谓“现在为了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再次修订出版”，其中潜涵着一位老辈史家心中多少的感念与沧桑。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提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完形论”。周谷城认为，历史一名词，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的存在与历史这文字的表现，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时，须注重历史的完整性，须牢牢把握历史自身之部分与历史自身之全体的关系。周谷城由此分析、批评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体系对历史之自身。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总的发展趋势，从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的共性与个性，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历史理论在30年代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历史完形论”针砭当时史学界的风行的史料派、史观派、通史派而自成体系，周谷城一提出该理论就招致各个方面的褒贬不一的评价。批评“史学本是史料学”，蔡元培、傅斯年以及赞同这一主张的史学家自然就不满意“历史完形论”；认定史观派没有找寻出历史的真相，包括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这一理论不可能给出很高的评语，即便是文化史观的史学家群体如陶希圣、雷海宗等人也对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没有好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到夏曾佑的章节体，周谷城通通作了批评。当时学术界兴起的通史著作的史家如吕思勉、钱穆、邓之诚等人自然不会过高地评价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所以，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在开明版《中国通史》以“导论”的形式第一次出现以后，该理论就因为某种需要而被作者肢解了。建国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历史完形论”这一理论再也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依据“历史完形论”，周谷城撰写的《中国通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