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大失败，王铎完成了“自化”，已摆脱了“仿”的痕迹，有了主体性较强的跌宕雄逸的意境和姿态。
好书数行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十四岁的王铎降清，并被委以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在国破之际，他表现出了文人软弱的一面，“大节有亏”被视为“贰臣”。他的书法一时遭冷落，但并没有被历史湮没。即便在后来董赵之风兴起，馆阁体盛行，王铎的书法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清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人们一面对其屈节投降行为所不齿，一面却又为其书法艺术所折服。
王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降清，但并不一心为朝廷做事，只虚与委蛇、随遇而安，试图采取软对抗的方式混迹官场。这也使朝廷对他不满，怀柔之后便是打压，甚至禁毁了他的著作。王铎只有在书法创作中寻找理想的寄托，抒发内心的痛苦。在此后的生命中，书法成为唯一的追求，他曾自言“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预知了自己的归宿。
从降清至去世，七年余生，王铎政治上无所事事，生活上相对稳定，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书法艺术创作，成为其第二座创作高峰，留下了一系列大幅书法立轴及横卷作品。如行书作品《书画遣怀文语立轴》《题画三首之一》，草书《临王献之愿馀帖》《自书诗卷》《书商丘道诗》等。其中《题画三首之一》为他去世前一年所作，他准确把握点画的疏密、粗细以及墨色浓淡，通篇气韵通达，节奏流畅而具有整体感，呈现出流动爽朗的美感，可谓王铎一生精品之作。
王铎晚年草书达到了至高境界，他把王献之的“一笔书”糅合张芝笔法，参以米芾行书，以连绵草书排比穿插，不仅能在六尺以上至丈二条幅立轴作书，还能应用于手卷、扇面等，纵放自如，作品的力与势都呈现大而美的雄阔意象。他把张芝、“二王”的纵逸狂放加以放大，并结合宋人写意书风，力求营造一种居高临下、一气如注的动态美。他说：“凡作草，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草书《临王献之愿馀帖》作于五十六岁，所谓临其实是再创造，他把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认知融入作品中，赋予作品新的精神面貌。此作在取法“二王”的基础上，融入了米芾的奇崛用笔和写意手法，笔墨酣畅淋漓，有“风樯快马”之势，自然雄迈中呈现一种率意挥洒的浪漫气息，是王铎草书代表作之一。
王铎的儿子王无咎后来把其书作收集成《拟山园帖》，刊刻传世，保留了王铎毕生的书法精品。此帖无论是所选之帖还是摹刻方面，都极为精妙，成为后世学习研究王铎书法的重要法帖。
好书数行，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人生的最终追求。
有仙接我
王铎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战乱和漂泊中度过，仕宦生涯几度起落，屈节降清沦为“贰臣”。但无论人生际遇如何起伏，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从未稍减，且日久弥坚，始终保持着对书法的热爱和惊人的创造力，书法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留给后人大量的书法作品。
他打破了元明以来书坛传统退化积弊，以一己之力传承“二王”书法流脉，并加以拓展创新，以野逸、狂怪的独特形式，诠释了古今书法秘奥，成为后世公认的明末清初最有成就的草书大家，引领书坛数百年而不衰。其书名甚至影响到日、韩等国，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明清调”，《拟山园帖》曾经在日本轰动一时。他被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并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誉。
王铎的书法理念和风格在近现代影响尤为广泛，并得到普遍的认同。吴昌硕用蟠、蛟、螭这种极尽变化的“神龙”来比拟王铎草书所塑造的形象，赞其“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启功也称之“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如今，王铎依然为当代书家们所效仿和推崇，他的传世作品也成为收藏者竞拍的珍品。
清顺治九年（1652年），王铎得授礼部尚书，时已病重，居于乡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曾言“有仙接我”。也许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解脱。“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官场、世俗、痛苦、名节都随风而去，只留下书法作品给世人评说。
历史是公正的，王铎“神笔”归仙，名传后世，正是其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