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裔美国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通过其《异种繁殖》三部曲参与了当代人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环境主义等问题的探讨。她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研究，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她在异形语境中对自然的大胆重塑，旨在为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提供可能解决之道。因此，巴特勒直接涉足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专注于在不忽略性别和种族维度的同时分析环境问题。本文将讨论巴特勒在虚构的非裔美国场景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实验，这一场景设定修正了“自然国度”的美式概念。
[关键词]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异种繁殖》三部曲；自然/文化分隔；生态女性主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评论一个较新的分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非暴力女性主义行动”系列运动之中。这些运动反对军国主义与核能发电，其中最著名的是1980年的“女性五角大楼行动”。同年在阿摩斯特（Amherst）召开的“女性与地球生命：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在组织不同政治团体、发起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行动可能方向的持续而广泛的学术辩论等方面极具影响力①。但是在分歧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中，几乎不可能对“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作出统一的定义。琳达·万斯（Linda Vance）1993年的观察迄今仍然中肯：“问半打自诩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何谓生态女性主义，你会得到半打不同的回答，每一种回答都根植于种族、阶级、地理、观念的特定交叠之中。”②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并强调女性在地球生命持续的生物与社会再生产中的贡献”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到“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结、地球灵性、女神宗教和巫术的文化表征”③，并歌颂女性与自然之间某种本质主义的密切关联（这也使得生态女性主义在学术圈内声名不佳）的所谓“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然而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确存在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认同对女人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深刻关联，也试图分析统治的一般结构。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希望在其分析中囊括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于是将女性主义转变成了一场目的在于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生态女性主义借用了生态学、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洞见，它的基本前提是：认可对基于种族、阶级、性别、性向、身体能力与物种的压迫的意识形态，与认同对自然的压迫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生态女性主义呼吁终结所有压迫，主张如果不尝试解放自然，那么解放女人（或任何其他受压迫的族群）的尝试都不会获得成功。”①
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认为，阶层性二元对立的概念应对统治权力结构负责，这种结构构成了西方父权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尤其是自然/文化的二分，及其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对立形式（男性/女性、心灵/身体、理智/情感、人类/非人、白人/黑人等），都被痛斥为种族、阶级、性别、物种等方面的统治方对边缘、劣势与工具化的“他者”进行统治的话语与实际手段②。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替代方案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破除二元对立式的‘非此即彼’或阶层式的‘趋近/远离’的统治结构”③。这种替代愿景谴责理性思维的统治，重新评估感性、直觉与身体知识，认为它们在认识论过程中同样富有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整体式的全新科学研究方法④。生态女性主义特别强调公共价值观，但同时也尊重乃至鼓励特色与差异。
大多数生态女性主义者秉承一种生态学观念，即地球上的生命处于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所有自然现象，不论有无生命，都彼此依赖，而且必须作为自主且有差异的存在得到尊重。她们所理解的自然并非死气沉沉的物质或被动的物体，而是“具有能动性和意向性的地球他者”⑤。这种地球具有自主性的观念得到了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支持，她所属的当代理论团体试图超越自然仅仅是文化建构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对她而言，自然“并非全部由人類建构，而是人类与非人类共同的建构物”⑥。强调自然的存在是一种超越话语、具有生物差异性的真实，是生态话语的主要论点。然而，许多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野外”的自然与文化不仅不可分割，而且是人类/文化的进程与自然的进程互动的结果。正如凯瑟琳·黑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所主张的：“可谓之真实的，既不存在于世界自身，也不存在于观察者之身，而在于观察者与世界的互动中。”⑦
诸如“共同建构”和“互动”等术语，表明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近乎于要废除阶层性二元对立，以及上述各种遭人唾弃的对立思维。环境危机被理解为一种语言与认知的危机①，暗示了某一物种、族群、阶级等的“自然”优越性都不过是一种迷思。同样，要重塑自然必须小心谨慎②，这种“重塑”暗示着“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同建构”必须在新的故事中得到充分的表述，要从父权与种族主义的统治和控制阴谋中解放自然，同时要让过去被边缘化的沉默他者发声。比如说，这些“他者”将颠覆性地重新书写父权文化的演进或伊甸园式的起源故事，这些故事预设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且与文化对立的原始的、原初的自然，并将人类之间的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化。新的故事将作为“全新的版本，反转和取代那些认为自然存在是二元对立的观念”。如此，语言将变成一种工具，去标记“曾经将他们③标记为他者的世界”④。
二、非裔美国人对自然的重塑
在西方主流话语中，自然被视为非人类的、人类未涉足的荒野，而人类则被等同于文化与文明。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概念中人性无疑是被理解为白人的，正如自然的概念一直被白人文化形塑。因此，凯文·德卢卡（Kevin DeLuca）认为：“在自然的中心我们看到的是‘白色’。”⑤然而，这种“白人自然”也暗示非白人的种族被排除于文化与文明的范畴之外，他们被视为与非人类甚至动物相关，因而被“自然化”。“白人自然”的概念一直是西方话语长久以来的特征，从《圣经》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直至20世纪的环保主义⑥。在美国，这种话语导致非白人族群被严苛地排除在权力系统之外，这一权利系统将自身合理化并定义为“自然国度”，于是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自然的”他者的统治都合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