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基地”山西，是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山西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精英对当地的信心开始崩塌，出现“生态移民”，演化下去可能掏空山西发展的基础，造成较大范围的“社会崩溃”。亡羊补牢，山西应尽快建立系统的生态环境灾难应对和救助机制，制定《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地区受害者补偿条例》，设立“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地区困难居民救助基金”。
中国式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场“环境战争”——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的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它所造成的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给许多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本文以山西省为案例，提出应刻不容缓地建立相关的应对和救助机制。
一、山河破碎——“环境战争”的生态环境后果
山西省幅员15.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400万。自20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建设以来，山西的煤炭资源遭到大规模、高强度、无秩序的开采，焦化、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关联产业也迅猛扩张。这固然促进了经济财富的快速增殖，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每平方公里人均总污染负荷是全国的3.7倍，所有的重点区域和流域都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山西由此成为全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中国科学院历年度《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表明，山西的生态环境支持系统指数排名在全国均处于倒数1-3名，而山西的一位官员则概括为“山河破碎，触目惊心”!
——山西的工业烟尘、粉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人均负荷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数倍至数十倍，11个省辖市和许多县城的空气质量长期处于“中度”和“重度”污染状态(4级和4级以下)。临汾在20多年前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近年却成了全国乃至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在保德县城，不少人外出都必须带上口罩；在孝义市一个名叫田家沟的村庄，一个六岁的女孩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星星和月亮：她所在的村庄和学校附近有数家焦化厂化工厂和洗煤，广=空气能见度不足十米。
——高强度的煤炭开采，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地质灾害。截至2004年，山西省矿山采空区已超过两万平方公里，引起的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村庄、220多万农村人口。地质灾害表现为地面塌陷、房屋开裂和倒塌、水利和交通设施损毁、泥石流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开矿导致的水资源破坏面积达20352平方公里，影响到50多个城镇和8500多个村庄，有6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近500万)和数十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矿山开采、复合污染和长期干旱导致水资源愈发紧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河川径流量比此前下降了近一半，汾河、桑干河近十年间每年断流达270-320天；19处岩溶大泉的流量衰减了1/3以上，著名的难老泉等多个大泉枯竭；全省地下水位下降了40-300米，已出现总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的22个漏斗区，运城、临汾等地打井深度达700-1000米。全省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失去使用功能，万家寨水库、册田水库等在近年的检测中也都是V类、劣V类；受地表污水的渗透和煤炭开采的影响，地下水水质恶化，严重者有害物质超标20多倍，山西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接近农村总人口的一半。
——烟气尘的弥漫、污水灌溉以及化肥和农药的滥用，导致土壤和农作物的污染异常严重。据《山西日报》报道，全省“污染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农田面积在2004年已达1120万亩，主要分布在太原、临汾、运城等粮棉主产区。严重的污染使得著名的“晋祠大米”已绝迹20多年；近年对全省11个市的蔬菜样品检测发现，重金属污染有加重趋势，太原部分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及蔬菜生产基地的76个样品中45个污染物超标，超标率达60％。
总之，山西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格局是全局性的，立体性的、复合性的。一些地区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可能。
二、“环境战争”导致的生命健康损害
生态环境灾难是一种长期演化的“累积性灾难”或“慢性灾难”，它不像一些突发性灾难如汶川大地震那样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是其后果已经相当严重。它的一部分可以用“经济损失”来衡量。据山西省社科院测算，目前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已占全省GDP的15％左右。按此推算，2006年的损失达到712亿元，相当于全省农民总收入的116％。另一种表现是与污染相关的疾病的高发。有资料显示，山西省是三种与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高发地区，发病率甚至居于全国最高水平。
第一种是尘肺病。1990-2002年，山西累计查出尘肺病患者3.6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居全国各省之首。这与它占全国第19位的人口规模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种是新生儿出生缺陷。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大范围监测显示，山西的出生缺陷率以19‰居全国之首，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新世纪以来有报告说，一些矿区的出生缺陷率达44‰，中阳县和交口县更分别高达71.8‰和91.7‰。
第三种是癌症。据《太原日报》报道，仅山西省肿瘤医院近年来每年接诊的癌症患者便多达20万人——相当于2006年山西总人口的5.93‰。癌症发病率之高令人震惊。
由于缺少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尚不清楚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流域的整体发病情况。但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目前已知的与环境污染高度相关的疾病高发区域就有太原市南郊区、灵石县、临汾市尧都区、襄汾县、河津市、临猗县、永济市等近20个县级行政区域。其中“灵石的癌症发病率成倍增长”，“阳泉恶性肿瘤发病人数及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肿瘤死亡率占全国第二位”，“太谷、左权等县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数占37％，食道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为3％”，“河津市是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多发地区”，“离石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系统疾病的多发地区”……较微观的区域则有临汾市尧都区北芦村、下康村，襄汾县陈郭村，河津市尹村，临猗县牛杜村、南智光村，永济市城子埒村等近百个村庄。在这些村庄，多种癌症、脑血栓和偏瘫、呼吸道系统疾病、皮肤病、发育障碍，以及其他许多不明的“怪病”逐渐增多，有的被称为“癌症村”、“跛子村”，有的村人口平均寿命不到50岁，或者多年来无一青年能够通过征兵体检。
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和谨慎推测，山西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害可能已经超过日本的“四大公害”引起的健康损害状况。比如，在污染严重的涑水河沿岸，受害群众极可能可能高达数万人；另据山西医科大学对某地“土法炼焦区”小学生的调查，鼻炎患者占67.8％，咽炎患者占86.8％，扁桃体肿大者占85.7％，分别为对照区的14倍、3.6倍和78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通常集中于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弱者”，主要是指那些污染严重的农村地区的农民。这与乡村容易成为污染企业的乐园，而农民又缺少足够的手段来抵制污染、避免受害有关。考虑到经济增长的最大得益者是由“煤老板”所代表的新兴富豪群体和
政府，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它同时也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数百万底层民众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据报道，煤老板们手中等待投资的资金在2007年至少达4000亿元，相当于前一年山西城镇人口全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和农村人口总收入的6.5倍。
三、生态环境灾难应对机制的缺失和建立的必要性
当生存基础遭到破坏、数百万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巨大挑战，引起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也就在意料之中。作为这种危险状况的风向标，可以举出2008年春天发生在临汾市尧都区的众多村民集体下跪事件，以及高中收入阶层的省外移民现象。“煤老板”们数年前已纷纷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购房，而省外购房现象近年已蔓延到公务员、教师、医生和垄断企业的职工等中等收入阶层。这种典型的“生态移民”现象表明，山西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精英对当地的信心开始崩塌，演化下去可能掏空山西发展的基础。造成较大范围的“社会崩溃”——这在一些采煤沉陷区已经不是需要预测的前景，而是需要承认的现实。
面对这样一种全面的环境危机、局部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各级政府有必要转变环境治理的思路，将对于生态环境灾难的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置于重点。这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执政为民”的政府应该坚守的人道主义底线。
应予肯定的是，山西省政府近年来多次呼吁中央将山西列为“环境保护的重点省”，并于2006年推出了声势较大的“碧水蓝天工程”。但治理计划中没有针对生态环境难民的系统救助方案。关于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灾难地区，山西制定了九大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但大量的地方煤矿采煤沉陷区(涉及100多万人)不在其中，而且方案的重点是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水资源破坏和耕地塌陷等都没有纳入治理范围。至于许多重污染区的疾病高发和因病致贫等问题，既缺少全面系统的调查，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对应。当地的绝大部分受害者只能靠忍耐来应对灾难，即便采取上访、诉讼等合法手段或堵路、堵河等过激行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有鉴于此，迫切需要中央和山西省政府围绕下述三个方面建立起系统的灾难应对机制和救助机制：
一是，对各行政区域和重点流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生态环境灾难状况调查；调查过程应充分动员医学、环境科学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以确认污染与受害的因果关系。二是，尽快制定《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地区受害者补偿条例》，确立破坏者/污染者补偿的法律责任及补偿办法。这方面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1969年《公害健康受害救济特别措施法》、1973年《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三是，作为临时性救助措施，考虑成立“生态破坏和污染严重地区困难居民救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政府征收的排污费和财政收入的每年新增部分筹措。
责任编辑：周仕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