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社会企业是以社会目标为核心旨归、无亏损、不分红的新型企业，它有别于慈善机构与社会事业单位等现有的社会问题解决组织。这种新型企业几乎能解决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同时还能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要建立和发展这种新型企业，必须做好提出社会企业构想、建构社会企业模式、争取社会企业支持资金三方面的工作。此外，竞争与政府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 穆罕默德·尤努斯； 社会企业； 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2-0071-05
On Muhammad Yunus’s Thoughts about Social Businesses
YANG Shou-tao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Muhammad Yunus’view， social business is a non-loss， and non-dividend business aims at social objectiv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organizations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charitie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It is conducive to cope with almost al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apitalistic econom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is new kind of business， it is necessary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tentative ideas， build the models and seek the suspensors funds， furthermore， competitions and government supports are indispensable.
Key words： Muhammad Yunus； social businesses； social problem
一、导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在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主的第三部门中，社会企业正在逐步超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社会中快速发展，日益兴起。”[1]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突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社会发展困局的创新思维与实践。”[2]随着社会企业实务操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经验推广与观念传播，社会企业的概念及其研究也已在2004年左右被正式引入中国。[3]127
在这一实践与研究发展历程中，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针对孟加拉国的贫困问题开展社会企业实践，同时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性研究。如今，穆罕默德·尤努斯已创办了以格莱珉银行为主体企业的庞大社会企业群②，并撰写和公开发表了《穷人的银行家》（Banker to the Poor）、《新的企业模式：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企业的未来：构建社会企业的创想》（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the new kind of capitalism that serves humanity"s most pressing needs）等关于社会企业理论与实务的作品。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这些贡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企业理论研究，而且对社会企业实践产生了若干积极的影响，有志于创建与发展社会企业的人们“一直把格莱珉银行视为一种基本模式”[4]2，并学习和借鉴着格莱珉银行的创办与发展经验。
但是，就目前国内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来看，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学术界翻译出版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创作的、与社会企业有关的核心作品，却没有对其社会企业思想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很多研究文献在展开相关讨论之时也很少提及其观点。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内目前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都集中指向“social enterprise”这一英文概念，而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social enterprise”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所以他采用了“social business”这一表述并讨论了二者的区别，以求能尽量把握社会企业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
既有相关研究的这一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忽视可能会给关于社会企业的理论讨论与实务操作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比如说由于对社会企业理解的偏差所导致的讨论者各有所指甚至是讨论名不正言不顺、自说自话现象，又比如说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共识而导致的经验借鉴低效与失效问题。因此，为使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更加丰富、更能健康推进，文章拟对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做一梳理和概括——该梳理与概括取材于穆罕默德·尤努斯本人的相关作品，并通过定性文本描述的方法集中阐释社会企业内涵、社会企业作用、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企业三个方面。
二、社会企业内涵
关于社会企业内涵，穆罕默德·尤努斯不仅给出了概括性的表述，还将社会企业与其他相近概念进行比较，且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另外，他还根据实践经验划分了当前社会企业的类型，指出了社会企业成功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
（一）社会企业及其特点
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2005年10月与达能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的对话中概括性地指出，社会企业是“致力于实现社会目标的企业形式……社会企业不进行分红，产品的售价限定在仅能保本的水平，公司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后能够收回投资成本，但不能以分红的形式获得利润。企业利润将被用来进行扩大规模、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为全球带来更大的效益。”[5]9穆罕默德·尤努斯所称的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企业。它与其他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通常指今日世界上所有的私营公司）或非营利组织（依赖于慈善机构或慈善捐款的组织）完全不同；它也完全不同于其他一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比如‘社会事业单位’、‘公益创业’或‘社会责任企业’。”[6]3这种新型的企业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1. 社会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在传统企业里，“所有从商的人都在忙着赚钱，他们不知道自己给世界和穷人制造了多少麻烦”[7]，尽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所加强，而且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倡者也很喜欢谈论财务、社会和环境的“三重底线”关系，但传统企业最终只会有一条起决定作用的底线，那就是财务，当然，问题的根源不是企业经营者贪婪或本性恶劣，而是资本主义狭隘地理解人性，认为人是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维个体[5]13-16；而在社会企业里，社会企业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些个人利益，他们的终极追求是特定的社会目标[5]17，社会企业体现的是基于人类无私的新型资本主义价值，这种企业“致力于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诸如饥饿、流离失所、疾病、污染和无知等社会、经济、环境问题”[6]5。
2. 尽管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也常常以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公共问题为组织存在的宗旨，但是它们和社会企业也是存有差别的。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慈善是一种施舍，受助者不需要偿还，支助者也收不回投资，而社会企业则不一样，它不是慈善机构，它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要收回所有的成本——他曾在接受杨澜采访时形象地指出：“比如乞丐，我可以赠他15美元，就是行善。15美元对他是很大的一笔钱，可是花完了，他会再回来找我要钱。如果不改变他们，他们一直都会是乞丐。我没有这么做，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给你的贷款，你必须还我。我做出的唯一承诺就是，你不需要付利息”[7]。总之，“社会企业与慈善、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所有者有权回收投资”[5]18-19，另外，“不同于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拥有投资者和所有者。”[6]4
3. 长期以来，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与社会事业单位（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也译作公益创业、社会创业、公益创新、社会创新[8]3）经常被替换使用，用来描述那些以营利的方式实现社会使命的组织或活动，但穆罕默德·尤努斯根据自身的实践和研究，指出了社会企业与社会事业单位及社会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差别。他阐述说：“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并不相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一个较广的概念……换句话说，社会企业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派生物。”[5]26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事业单位（social enterprise）和其他许多术语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献之中，用来专指那些致力于解决如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企业，但是它们通常描述的是营利企业领域或者传统非营利组织领域的亚概念。因此，这些概念和他所说的社会企业不一样。[6]6
4. 尽管社会企业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为终极目标，而不是追求个人所得，但这不意味着社会企业不追求利润。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社会企业和传统企业一样，它不能承受损失，利润对它极其重要，只要不影响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而且具备可行性，社会企业就要尽量去追求利润。他在谈及自己所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以格莱珉银行为主体的社会企业群时指出：“在格莱珉，我们总是努力去赢利，以便我们能支付所有开销，保护自己在未来不受打击，并且继续扩张。”[9]180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追求利润的重要前提是“不影响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换句话说，社会企业需要利润以保证无亏损，但是利润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与必要条件，而且利润不能作分红之用，必须留在企业里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基础。
5. 社会企业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为终极目标的本质属性也不意味着社会企业的雇员都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收入欠佳的社会改良家。一直以来，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企业的雇员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奉献精神，他们愿意为实现和维护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加入社会企业的目的不是从社会企业获得优厚的薪酬待遇。穆罕默德·尤努斯澄清了这一误解，他观点鲜明地指出：“这是对社会企业十分错误的认识。社会企业支付的薪酬更多，而不是更少。”[6]97
（二）社会企业类型及其成功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
除了概括社会企业的含义、阐述社会企业相对于传统企业及社会事业单位（social enterprise）等相关概念的特点、指出利润之于社会企业的作用、澄清人们对社会企业雇员薪酬待遇的误解之外，穆罕默德·尤努斯还对社会企业的分类及其成功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做了初步的论述。
就社会企业的类型而言，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根据目前的预期，可能会产生两种社会企业类型：第一种是社会企业不为穷人或者弱势社会群体拥有，但是社会企业的拥有者关注社会福利的提供，比如说减贫，或者给穷人提供医疗保障，又比如说努力促成社会公正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第二种是社会企业为穷人或者弱势社会群体所拥有。当然，穆罕默德·尤努斯对社会企业类型的划分并没有持武断的观点，相反，他极具开放性的阐述说：“毋庸置疑将会产生更多类型的、具有新特征的社会企业。”[5]23
而对于社会企业成功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穆罕默德·尤努斯则根据社会企业的终极目标指出，我们不能像评价传统企业那样，依据其所创造利润的多寡来判断企业是否成功，而要根据企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效益来判断——他在谈及格莱珉银行与达能集团于2005年合作创办的格莱珉达能公司（Grameen Danone）时就说到了这样的评价标准，他说：“格莱珉达能公司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公司运转成功与否不是根据其创造的利润来判断，而是以当年摆脱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为标准。”[6]18
总之，社会企业是这样一种新型的企业：它以商业模式运作，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核心旨归；它追求利润但只把利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进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终极目标；它要收回成本，不亏损，不分红，能持续独立地运作；其成功与否的核心评价标准是创造社会价值或社会效益的多寡。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在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新型的企业具有多方面的、其他解决机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它能为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做出若干积极贡献。
三、社会企业作用
穆罕默德·尤努斯曾阐述说，社会企业几乎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其应用范围包括面向穷人的医疗保健、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营销及可再生能源等等，社会企业也因此而具有重要的意义。[5]193但是，社会企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根据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论述可知，除了能解决很多人类的关键问题之外，社会企业的作用还体现在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相对于其他解决机制的优越性，以及它在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抗衡现有市场力量以有效地发出“平行的声音”、为促成更具公正性的全球化贡献力量等方面的建设性影响。
（一）社会企业具有其他社会问题解决机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穆罕默德·尤努斯指出，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往我们通常诉诸于市场、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及多边机构这些传统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而今随着社会企业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会企业来促成相关问题的解决，相较而言，这种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有着自身的优势，它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或克服前述各种传统社会问题解决机制的缺陷。拿市场来说，如果缺乏相应约束，则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可能加剧贫困、疾病、污染、贪污、犯罪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即便市场因为外部监管或自身责任感的增强而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仍然是其首要的和终极的目标；就政府而言，尽管它被赋予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使命，但政府往往低效、缓慢、腐败、官僚化和自我延续，其治理社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政府行为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色彩；至于说人们在对政府失望后转而求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包括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慈善社团、公益基金会等等，一方面，它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有一个内在的规模和效率上限”，另一方面，它们在解决诸如贫困等社会问题时带有一定的施舍性质，没有体现出对受助者的尊重，更不能很好地激发受助者自助的潜能；而那些由不同政府发起和资助、以通过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区域的经济发展来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的多边机构也没有很好地实现预定目标，这不仅因为它们像政府机构一样存在着官僚化、保守化、低效率和自私等特性，还因为它们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运作和评价措施，比如说世界银行一类的多边机构，尽管它们将消除贫困作为主要经济目标，但它们侧重于通过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来实现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在增长，它们就认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这种经济增长可能很缓慢，对穷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可能以损害穷人利益为代价。[5]3-16
（二）社会企业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一方面，社会企业否定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对人性的狭隘理解，有利于人们更合理地理解人性的多维性。穆罕默德·尤努斯指出，“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人性的误读。在当前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中，经营企业的人被描绘成一维的人，其唯一使命就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类理应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经济目标。这是对人类极其歪曲的描述。”[6]14他进一步解释说，赚钱是人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当建构经济架构时（when developing an economic framework），包括扶助、关心、分享、同情等要素在内的各个部分都应该纳入考虑范围[10]，以商业模式运作，以社会目标为核心旨归的社会企业正是将这些因素有机地整合起来的一种新型企业；另一方面，社会企业改变了商业界。穆罕默德·尤努斯在讨论了人性的多维性后声称：“将经济理论中的单维度人换成多维度人，即同时具有自私和无私特质的个体……商界的景象就会立即为之一变。我们会看到社会需要两类企业：一类为了私利，另一类则致力于帮助他人。”[6]15同时，随着社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们与利润最大化企业共存于市场中，两类企业彼此竞争，竞相占有市场份额，这将使“市场选择途径更多、更振奋人心，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5]21
（三）社会企业能抗衡现有市场力量以有效地发出“平行的声音”
现有的市场被源自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声音所主导，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传统企业通过广告、营销、宣传以及各种消费主导型媒体，例如汽车、时尚、家具和假期杂志等，呼吁消费者购买尽可能多的商品与服务，这一系列过程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过，全球可持续性、限制浪费型消费、消费过程中的个人满足程度、享受所得到的东西而免于“那些为了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无止境的努力”的困扰等同样重要的价值却没有被听见，尽管学校、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基金会、宗教组织以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也发出了一些“平行的声音”，但它们资金不足、缺乏大平台和主流企业所喜欢的强大的媒体传声器，这使它们所发出的平行声音显得很微弱，也很难被听到，而社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则能较好地抗衡现有市场力量，进而有效地发出各种平行的声音，使经济增长之外诸般理应得到同等重视的价值都能被听见、被珍视、被追求[5]171-173。
当然，社会企业的作用还包含其他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1）社会企业能为促成更具公正性的全球化贡献力量。穆罕默德·尤努斯在2006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穷人以及穷国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我们可以“创立强大的跨国社会企业，维护穷人和穷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并使穷国的国家利益不被其他强权国家占有”[5]195；（2）社会企业能为政府项目效益的改善提供相应的经验借鉴[11]；（3）社会企业能助力“增长困境”①问题的解决[5]174-177。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社会企业作用不可忽视，但就解决社会问题而言，其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给问题解决提供坚实平台，而不意味着它能独立而彻底地解决相应社会问题，就像穆罕默德·尤努斯在提及小额信贷时所指出的那样：“很多批评者热衷于指出‘小额信贷本身无法解决贫困问题’，没有人曾经宣称它能解决。但小额信贷为反贫困项目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以帮助这些项目顺利进行并取得很好的效果。”[5]61
总之，社会企业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使好多事情成为可能”[7]，不过，要使社会企业的作用得以发挥，就必须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企业为重要前提，这是如常识般不言而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和发展这种极具创新性的新型企业将面临许多挑战，为给有志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企业的个人与组织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穆罕默德·尤努斯在自己三十多年实践和思考的基础上阐释了其相关观点。
四、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企业
关于社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穆罕默德·尤努斯或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许多方面的参考建议，这包括社会企业构想的提出、社会企业模式的建构、社会企业支持资金及其争取、政府推动等等。
（一）社会企业构想的提出
社会企业构想的提出是创建社会企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6]125穆罕默德·尤努斯曾经指出了提出社会企业构想的三种基本方法。方法一即“选择一个你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然后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商业方案”[6]68；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你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那么可以“寻找需要帮助的一群人，然后搞清楚你如何帮助他们”[6]79，这就是方法二；第三个方法则是将现有技术或是新兴技术应用于人类需求，即“看看当前现有技术或是新技术，并且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种技术服务于人类当前尚未满足的需求？’”[6]83。除了指出提出社会企业构想的三种基本方法外，穆罕默德·尤努斯还特别强调了提出社会企业构想应该注意的一些常见问题——在提出社会企业构想时，不要沉迷于宏大的梦想，也不要受限于自身工作领域与社会问题的不关联性，相反，要将宏大目标转变为具体的目标，要将激情转变为促使问题解决及使社会更加美好的工具[6]71-79。
（二）社会企业模式的建构
提出社会企业构想之后，就必须建构合适的社会企业模式，并渐渐完善所形成的模式。它必须“既符合成本效益又能向穷人或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一步不仅需要花时间进行头脑风暴，还需要做大量的调研与阅读，同时也需要与预期的服务对象接触并逐渐了解他们的兴趣、需求、能力与梦想；当然，也可以向既有的相关社会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甚至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学习，以创造性地修正与利用可用的现存模式；此外，还可以向格莱珉银行那样，以穷人拥有所有权的形式存在。[6]85-90穆罕默德·尤努斯除了论及社会企业模式建构的途径外，还根据格莱珉社会企业群发展的经历，特别指出了建构社会企业模式的五条经验，其中三条与传统企业模式的创新类似——挑战传统思维、寻求优势互补的拍档（complementary partners）及开展持续的试验，另外两条则是专属于社会企业模式的——招募社会利益导向的投资者与尽早并尽可能清楚地确定社会利益目标[12]。
（三）社会企业支持资金及其争取
一旦提出了社会企业构想并建构了社会企业模式，“就表明你可能已经作好了投身社会企业领域的准备……那么就是要思考如何资助你的社会企业的时候了。”[6]125要资助社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就应该弄清楚社会企业可以得到哪些支持资金。穆罕默德·尤努斯不仅在《新的企业模式：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中提及了个人尤其是那些愿意帮助改进世界的富人的捐款、基金会的资金、双边或者多边援助机构的援助款项、商业性借款机构的借款、社会风险投资基金与社会共同基金以及完全成熟的社会股票市场等新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政府的税收优惠[5]135-146，还在《企业的未来：构建社会企业的创想》中补充阐述了传统上用于社会事业的政府资金、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基金[6]17。当然，比弄清楚社会企业可以得到哪些支持资金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获得这些可利用资金的支持。为此，穆罕默德·尤努斯建议说：在寻找资金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制订一个有助于招募组建投资者网络的企业计划并组建投资者网络。这一阶段需要思考和回答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告诉投资者企业社会价值的最佳途径、展示社会企业潜在或预期影响的办法、说明社会企业模式中新技术或新构想的方式等等；另外，考虑到“目前我们的法律和监管系统并未给社会企业提供空间”这一事实，我们需要在营利性企业结构、非营利组织结构、非营利企业结构和营利性公司结构相结合的混合结构、社区利益公司与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或B公司等新兴的替代结构中选择恰当的社会企业财务结构，或者通过咨询相关律师以创行其他社会企业财务结构[6]125-147。
在穆罕默德·尤努斯看来，除了社会企业构想的提出、社会企业模式的建构、社会企业支持资金及其争取这些与有志于投身社会企业领域的个人或组织主观能动性相关的因素之外，社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重要支持条件：比如政府的推动，这不仅包括通过相关法规以从法律上认可社会企业，还涉及设立监管机构以保证社会企业运作的透明和诚信，甚至包括为社会企业本身及社会企业投资提供税收激励[6]23-24；又比如促成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5]21-22。
五、结语
基于多年的社会实践基础，穆罕默德·尤努斯阐发了其社会企业思想，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企业的内涵与作用，还涉及到社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之道及其他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方方面面。笔者将简要评价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并讨论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过渡性社会企业建立与发展路子。
毋庸置疑的是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有着许多值得称道之处：第一，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历经近十年时间创办了格莱珉银行，后又不断成长为一个以格莱珉银行为主体企业的、实力雄厚的社会企业群，这数十年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企业思想具有鲜明的经验性，而非先验的理论思辨；第二，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为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创新开辟了重要发展走向，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的政策选择不再囿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及它们的组合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志愿失灵的困惑；第三，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体现了对传统企业及既有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存在合理性与优劣评价的客观中立性，比如在谈及慈善之时，穆罕默德·尤努斯批判慈善包含有不尊重人的潜力的色彩，指出了其不具备自我持续性的缺陷，但同时也指出慈善必须存续。因为有一些人“有迫切需要”，或者“非常不幸……根本不可能自食其力”[6]9；第四，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反思了传统经济学说，他批判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对人性的单维界定与理解，指出了这种人性误读对人的束缚，同时，在其社会企业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企业将一改当前的市场结构，甚至具备修正传统经济理论的极大可能性。
但是，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社会企业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指导社会企业实践方面更是如此。这种局限性既源于作为其优势的坚实实践性，也源于目前社会企业发展遭遇的诸多困境：就前者而言，格莱珉社会企业群发展历程中有许多别的类似企业可能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支持者的坚定信念与持之以恒精神，又比如其发展过程中获得的那些来自国内与国际的支持，这些决定了在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企业时，将只能有限地参考格莱珉模式；至于后者，就如同很多研究文献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没有相关的社会企业法律架构，也不存在应有的社会企业监管体系，甚至还不具备接受社会企业，尤其是由基金会或慈善机构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的文化氛围。在这种背景下，要建立和发展穆罕默德·尤努斯所说的那种社会企业似乎还为时尚早。所以，要在当前建立与发展这种社会企业，或许只能采取一些过渡形式，走渐进发展的路子，比如说，可以在慈善机构建立一个类似于这种社会企业的、自主性较强的部门，或者也可以重新成立一些公共财政扶持并设定扶持时限与财政返还制度的，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目标的企业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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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