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生负心题材，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地位一般。但笔者经过梳理发现，这一题材却对有元一代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元杂剧和小说的影响上。众所周知，小说创作在宋代可谓繁盛，而到了元代却遭冷遇，原因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元代时间短并一度取消科举外，笔者认为，这还与元代绝大多数文人对小说的抵触情绪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宋代小说地位不高，自然多被文人用来消遣。再加上宋代广开科举，士子众多，使得书生负心题材占据相当比例，这也正是导致元代文人对小说多生抵触情绪、恨屋及乌的重要原因。而元代文人疏远小说，这在客观上又恰恰成为促进元杂剧繁荣的原因之一。另外，从身为蒙古族人的元代统治者这一方面来说，讲究宾白科介有机结合、风格泼辣的元杂剧，岂不正暗合于蒙古族人粗犷豪放、善歌善舞的天性？其间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自不必说。
关键词：书生负心杂剧 小说 宋元
一种文学体裁在一个朝代中的兴衰，与该朝代中的文人心态有着直接关系，而与该朝代由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则关系较为间接。作为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元代文学也不例外。而作为元代文学之代表的元杂剧，其兴盛因由更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特殊的文人心态，特殊的文人心态又催生出元杂剧的兴盛。其间，元代统治者自身的心理习惯，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1 社会环境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具有明显的民族掠夺性质。元军南下攻宋，官兵嗜杀，大肆抢掠。建立政权后又最大限度的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以维持其享受和统治。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垒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代科举考试一度废止，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虽不准确，但儒生被忽视也是事实。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余阙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
宋代，政府广开科举，大量从中下层文士中擢拔人才以充实官僚统治机构，遂使一批羁郁风尘、落拓江湖的文士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地位的遽然变化让一个穷寒出身的书生梦幻重重，那种翻身得解放的狂纵心态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骄焰是难免的。而且原先那种“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情感状态在离开了那个得以发生、存在的环境后是很难维持的，由此引发了许多富贵易妻的现象，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2 题材因素
富贵易妻现象大量存在，为宋代文人在闲暇之时创作小说以自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这其中的许多文人正是亲身经历者、实践者，付诸于文字，或为宣泄，或为自省，或为永存以警效尤，总之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反映文人发迹、书生负心题材的小说作品。书生负心型故事在宋代的盛行情况，可由以下文献资料来显示。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列有“负约”、“负心”专类，即可说明当时这类小说的频繁出现已能让罗烨以类标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宋代的戏曲资料得以侧面了解。《武林旧事》卷十的“官本杂剧段数”与《南村辍耕录》卷二五的“院本名目”条收有不少此类作品，宋戏文中此类作品更为显见。明沈璟的《增定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四录有散套[正宫·刷子叙]《集古传奇名》，列举了几部著名作品：
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
此散曲寓有宋戏文名目《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以上见《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以及元戏文名目《三负心陈叔文》、《李勉》此二种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辑有佚曲。另外，元戏文中书生负心型故事还有《崔君瑞江天暮雪》和《张琼莲》。戏文在宋元时期多流行于民间，并未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介入，元戏文也多是宋戏文的延续，所以宋元戏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相同的特征。据此可以说，书生负心型故事在宋代的戏曲中是极为风行的。故可由此推测宋话本中书生负心型故事数量亦应可观。
再者，从王魁负心故事这一个案来看，它在宋代广为载录，并为多种文学样式辗转敷演：它见于宋张邦基《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三“王廷评”条、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异闻集》等书；它有宋官本杂剧《王魁三乡题》（《武林旧事》）、宋元戏文《王魁负桂英》、《王俊民休书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话本《王魁负心》（《醉瓮谈录·小说开辟》）、传奇文《王魁负心桂英死报》（《醉翁谈录》辛集卷二）、《王魁传》（宋夏噩，此目见记于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条佚）。
据上述情况，可知这类书生发迹升迁后忘恩负义现象是当时社会注目的焦点，据此演绎的故事也被广为传播。概括而论，书生负心型故事在宋代小说中数量众多且极为流行。
3 文人心态
到了元代，文人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小说呢？
元代残酷的社会现实将文人推向了社会最底层，成为任人凌辱的阶层，以致“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身处此般恶劣境地，文人们唯一的生存力量就是自尊自强。他们在现实中失去了前代文人的尊严，但却要在文学上努力维持自己阶层的尊严。尽管元代小说现存而又可以确定的数量极少，但我们可以从元杂剧中得到旁证，尽管元杂剧中的文士穷困低微，但那些聪明美丽的名门闺秀却大都毫无顾忌地钟情于他们，并敢于和贪图名利的父母抗争，乐意与和他们廝守。而他们虽遭种种困厄，最终都是功成名就。并且那些发迹者大都执着地怀恋着过去的恋人，并未因为地位的改变而忘恩负义，如吕蒙正、朱买臣等。因为在此情况下，若再去大肆宣扬王魁式的负心故事，无疑是给自己阶层抹黑，自己作践自己，这在心理上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于是给文人抹黑的王魁式无行文人形象在元杂剧中遁没，而且众多文人形象还一面感叹自己的困厄，一面为自己的阶层辩解，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和文人的光辉前程，申明秀才的高雅气质、美好前程、高尚道德以及寒门出将相的历史事实。
可以说，由于未能寄寓元代文人对情感的抒发以及对理想和价值的追寻，元杂剧中已基本抛弃了宋代小说、戏文中作为一个专类的书生负心型故事，并恨屋及乌，对小说这一在宋代可谓相当繁盛的文学体裁，也因其多反映书生负心题材而遭到元代文人的抵触、厌弃，从而使小说在经历了唐宋的繁荣后暂时陷入一个低谷，而杂剧却获得了空前绝后的繁荣。
4 蒙古族人的特点
作为元朝统治者的蒙古族人，天生具有粗犷豪放、善歌善舞的特点，而元杂剧讲究宾白科介有机结合、率朴泼辣的风格可谓与之暗合。这其中是无意的巧合，是有意的迎合，还是有着其它原因？经过梳理，不难发现：若说是无意的巧合，则令人难以置信；若说是有意的迎合，是巧妙的曲意逢迎，则与当时像关汉卿这样的杂剧天才的性格不符，与他们桀骜不驯的天才品性不符（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个甚至某些杂剧作家的这种可能性）；若说其中还有其它原因，则较为可信，如率朴天然、追求自由也是大部分元杂剧作家的天性和风格，嬉笑怒骂的行文可以一吐胸中之块垒，宾白科介的有机结合可以烘托舞台效果，增强感染力，赢得更多观众等。无论怎样，这种暗合对元杂剧在元代的兴盛是起到了不应忽视的积极作用的。
当然，促成元杂剧繁荣的原因远不止这些。其它原因还有像诗、词、曲、文等文学体裁的成熟，由民族大融合而带来的北方各种民族艺术的大融合等，都一起为元杂剧的繁荣提供了一片沃土。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2版第190页.
[2]徐大军著.《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8页.
[3]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卷二"高学士"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