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史学运行机制，以及在对中西古代史学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时，往往认为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与世俗统治权力之间并无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加洛林史学的实际状况。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支持和影响以及加洛林君主对于教会的牢牢控制，使得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作品都沾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政治偏见。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的许多历史作品都存在着一种敌视前朝、拥护当今的政治倾向，而加洛林帝国内战时期的一些史学作品则由于作者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而政治立场迥然相异，针锋相对。
关键词：中古西方史学；加洛林时代；历史文献；政治倾向性；年代记；查理曼
中图分类号：K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217−06
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史学运行机制，以及在对中西古代史学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时，往往认为中世纪的西方史学与世俗统治权力之间并无密切的联系。①笔者通过阅读部分加洛林历史文献（英译本）后，发现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加洛林史学的实际状况。从文本内容来看，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文献都持有强烈而又明确的政治立场，似有维护加洛林王/皇室或加洛林王/皇室内部某一派别的政治倾向，而且它们的修撰成书又与加洛林王/皇室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厚的渊源。那么，在加洛林史学与王/皇室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呢？笔者带着这一疑问，详细阅读了部分加洛林历史文献并多方查找有关文献作者、修撰过程等背景知识，深入发掘加洛林时代各种历史文献的政治倾向性，现将拙见整理成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拥护当今、敌视前朝的史书
早在墨洛温、加洛林两朝鼎革易代之际，加洛林家族就已开始注重运用修史的方式制造社会舆论，以巩固和加强本家族的权力和利益。如矮子丕平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及其子尼伯龙根伯爵曾授意一位匿名的续编者为《弗利德伽编年史》补写了第二部续书，以此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的行径寻求辩护。及至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王/帝国境内推行了复兴文艺与科学的运动，他们招徕学者、兴办宫廷学校、改革拉丁文，促成了“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加洛林文艺复兴”。史学撰著是加洛林君王奖掖扶植的多种文化活动中的一种。查理曼就曾下旨将其颁布的法令妥善保存，并将罗马教皇以及拜占庭皇帝致他本人及其父亲和祖父的信函汇编成册，形成了著名的《加洛林书信集》。他大概还下令宫廷誊抄了《历代教皇传》，可能执事保罗修撰《梅斯历代主教传》的活动也曾得到查理曼的恩准。在公元778年之后，亚琛宫廷中的一些王家教士编写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宫廷日志”充满了对加洛林王朝特别是查理曼的颂扬之词。尽管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表明查理曼曾下令修撰了该书，但从为后代子孙保留一部记录和为手下官员提供一部资政文献的角度考虑，查理曼很有可能对于该书的编纂持鼓励赞许的态度。[1]（4）《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二部诞生于加洛林王朝鼎盛时节的当代史，由于与加洛林王/皇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叙述墨洛温王朝覆灭、加洛林王朝崛起这一重大史事时均持有一种拥护当今、敌视前朝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宣扬鼎革的“天与人归”
墨洛温、加洛林两朝的鼎革易代，究其实质乃法兰克王国的权臣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武力胁迫墨洛温君王退位并取而代之的政变。而《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均把这一史事记成是法兰克人一致拥戴矮子丕平、众望所归的结果，如此一来，鼎革一事不仅合乎惯例，亦顺应民心。如《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写道：“此时此刻，在全体法兰克人的推举和拥戴下，那位卓越无比的丕平决定接受教皇的提议，这是他首次获得这一许可，登基为王，贝尔特拉达则加冕为王后。丕平称王之举合乎古老的选王惯例，他是全体法兰克人一致推选的君王，同时得到了主教们的祝福并接受了贵族们的臣服 礼。”[2]（102）又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50年的年度词条写道：“在苏瓦松，按照法兰克人的习惯，丕平被推选为国王，并由享有圣徒声誉的大主教博尼法斯亲自为其施敷油圣礼，而后，在法兰克人的拥戴下，丕平登上了王位。”[1]（39）7世纪中期的法兰克人早已由氏族社会步入了阶级社会，王位继承制度也早已由选王制转变为“父死子继”的血亲继承制度，尽管新王登基仍需在程序上得到全体法兰克人的批准，但这种批准只是一种流于形式的过场，根本无法与氏族社会的选王制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血亲继承制度的根深蒂固，矮子丕平方才寻求教皇的首肯，也就是借助教会这一超越一切世俗权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鼎革易代的大业。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与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所谓禅让别无二致。《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作者对于这种所谓的选举大书特书，而有意掩盖其武力夺权的实质，显然是为了美化矮子丕平篡位的举动。因为矮子丕平是希尔德里克三世名义上的臣子，唯有打着选举的旗号，方能避免背负“纂位”“不忠”的恶名，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二） 丑化、贬低墨洛温君王
《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二首歌颂加洛林家族的赞美诗，而加洛林家族的政权取自前代的墨洛温王朝，为了显示加洛林家族夺取政权的正当性，丑化、贬低前朝君王便成了这两部史书作者的必然选择。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50年的年度词条，在描写丕平登基、希尔德里克退位时写道：“原先非法僭居王位的希尔德里克则被削发，送往一家修道院。”[1]（39）《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作者称希尔德里克三世为非法僭越者恐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据爱因哈德所述：“法兰克人一向从中选举国王的墨洛温世系一直延续到希尔德里克国王的时候。”[3]（5）爱因哈德乃查理曼的御前重臣，他的《查理大帝传》乃感怀先帝知遇之恩而作，不可能回护前朝废王，爱因哈德称希尔德里克三世为正统君主应该符合历史实际。由此可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作者诬蔑希尔德里克非法僭居王位，只能是出于如下考虑——断绝世人的怀旧恋故之念，为新政权的巩固制造宣传舆论。相较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正面诬蔑，《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则从侧面贬低了墨洛温君王的国君地位。这部续编公然称宫相查理·马特为“国王”（princeps，Prince）[2]（89），要知道其时查理·马特虽执掌法兰克王国的军政实权，但实际身份仍为“人臣”，《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称其为“国王”，实有僭越托大的嫌疑。故而《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的英文译者J. M. 沃伦斯—哈德里尔（J. M. Wallace-Hadrill）教授在翻译此处时，在其页下添加了“宫相”（mayor of the palace）的注释，以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另一种贬低墨洛温君王的写作手法就是无视其存在，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51年之前的年度词条，对于墨洛温国王无只言片语的提及，法兰克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皆由宫相领导，仿佛宫相既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宰，亦是其名义上的最高首脑。固然，此时的墨洛温国王早已沦为宫相手中的傀儡、玩偶，整日“乘舆服辇，奔走于各领地之间，置身于声色犬马之内”[3]（5−6），然其仍保有国王的名分，恐怕并没有彻底脱离形式上的政治生活，如爱因哈德就曾描述“墨洛温‘懒王’惯于坐在宝座上面，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倾听来自任何地方使节的陈词”。[3]（5）《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无视墨洛温君王的存在，显然是为了表现墨洛温君王的无所作为，突出加洛林宫相匡扶社稷的功劳，由此一来，加洛林宫相取代墨洛温国王君临天下也就成了实至名归、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加洛林时代，美化加洛林家族的年代记作品并不仅限于上述两部，《古梅斯年代记》也是一部偏袒加洛林家族的作品，它是在查理曼之妹吉斯拉任住持的契利斯修女院修纂的。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教授曾这样评价它的政治倾向性：“《古梅斯年代记》的修纂目的在于荣耀加洛林家族，彰显加洛林家族的辉煌业绩，它把加洛林家族的成功归结为仰赖祖先庇佑的结果。”[4]（7）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的年代记作品大多偏袒加洛林家族，这一状况或许与该家族对于年代记修纂活动的鼓励和扶植有关。例如，查理曼就曾要求法兰克王国的每所修道院都要记载年代记。对于年代记作品与加洛林家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教授曾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在年代记发展和加洛林君王权势的兴起与成功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关联，这使得年代记成为了一种具有如此重要性的史料，当然，也使得它们成为了具有极强片面性的史料。年代记几乎全部都持亲加洛林派的立场；故而加洛林王朝对于墨洛温王朝的鼎革易代被它们视为一件具有正面意义的事件。”[4]（6−7）
二、帝国的分裂与史作立场的多元化
希尔德布兰德、尼伯龙根、查理曼、吉斯拉等加洛林王/皇室成员虽未以钦定旨意的形式直接干预史书的修纂，但他们仍通过供养史家、授意他人修史的方式把修史活动纳入了为加洛林王朝统治秩序服务的轨道。故而这一时期的史家纷纷以加洛林家族的政治利益作为评判标准，书写加洛林王朝崛起、兴盛的历史。由于史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矮子丕平、查理曼统治时期，加洛林史作解释历史的声音极度单边化，为加洛林家族歌功颂德的声音淹没了整个史坛。然而，及至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由于加洛林王/皇室内部的分裂，这种单边化的历史解释声音逐渐走向了多元化。公元823年，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幼子秃头查理出生，虔诚者路易想为这位皇子划分一块土地而准备重新安排帝国的版图，但此举触犯了虔诚者路易三位年长的皇子罗泰尔、阿奎丹丕平、日耳曼路易的利益，于是三位皇子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父皇和皇弟，从而引发了加洛林王/皇室内部旷日持久的内战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彻底分裂。由于王/皇室和帝国的分崩离析，分属不同阵营的史学撰著者皆从各自阵营的立场出发记载虔诚者路易及其几位皇子之间的争斗。
（一） 分属不同阵营的史学著作
这一时期，倾向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的史作有下列4部：
一是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尼萨德系秃头查理的表兄弟，在他40岁的时候，这场加洛林王/皇室内部兄弟阋墙的战争爆发了。尼萨德本人曾亲临战阵，参加了于公元841年爆发的丰特诺瓦战役。841年10月18日，尼萨德在位于巴黎附近圣克卢德的秃头查理的中军大帐中，对这场战役的状况进行了书面记录。作为秃头查理的亲近属下，尼萨德把秃头查理塑造为“一位具有天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位谨慎的外交家、一位坚毅果敢的领袖、一位充满智慧的战略家、一位谦逊宽厚的王子，几近于一位殉道者”。[1]（27）却赋予了罗泰尔“一种优柔寡断、奸诈卑鄙而又胆怯懦弱的形象”。[1]（27）他贬斥罗泰尔为“背信弃义、违背誓言允诺的小人”。[1]（25）
二是“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天文学家”系虔诚者路易治下的一位宫廷官员，可能是在王室祈祷堂中任职的一名王家御用教士。“天文学家”的绰号乃是由于这位匿名作者声称自己熟知天文而获得的。837年，虔诚者路易曾向这位匿名作者询问一颗彗星（这颗彗星便是今天所熟知的哈雷彗星）的回归日期，故而，后世学者便将其称之为“天文学家”。尽管“天文学家”在该书的序言中声称自己叙述虔诚者路易的生平事迹，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兴致爱好，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部帝王传记也是一部政治宣传品，其政治立场与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如出一辙。“天文学家”在自己的史作中公开抨击罗泰尔、阿奎丹丕平、日耳曼路易犯上作乱的行径，不遗余力地维护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对于“天文学家”的这种政治倾向性，其英文译者托马斯·F. X.诺布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天文学家’对于和平、秩序、和睦、和谐极度地渴望和向往，在他的这部史作中，皇帝虔诚者路易恰好是和平、秩序、和睦以及和谐的代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虔诚者路易那几位叛父作乱的皇子和他们那些心怀鬼胎的臣属则是和平、秩序、和睦、和谐的重大威胁。”[5]（224）
三是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提甘系特里尔主教区的辅理主教，由于提甘与两位宫廷显贵——魏森堡住持格里马尔德、秃头查理的帝师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交契甚厚，他的《虔诚者路易传》也带有浓厚的偏袒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憎恨罗泰尔的政治倾向。提甘甚至在行文中表现出“憎其人者，恶其胥余”的倾向，对于罗泰尔的党徒兰斯大主教埃布也加以谴责，称其“不知廉耻、心肠歹毒，是一个由奴才生的贱 辈”。[5]（211）
四是《圣伯丁年代记》。《圣伯丁年代记》最早的作者是一位名字叫做普罗登特的比利时高卢人，他是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忠实拥护者，起初担任宫廷教堂住持，而后又转任特鲁瓦主教，自835年起，他便一直对《圣伯丁年代记》加以修纂。他最初是以虔诚者路易近臣的身份来修纂这部年代记的，因而对皇帝虔诚者路易本人充满着一种同情之情。在描写833年虔诚者路易遭受囚禁时，普罗登特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位皇帝主子一直被囚禁于亚琛。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丝一毫人道主义的对待；相反，他的敌对者们正变本加厉的残忍地对待他，他们妄想通过昼夜不停的肉体和心灵方面的剧烈折磨，摧垮皇帝的意志，以达到使皇帝自愿断绝尘缘，自行走进一所修院的目的。但皇帝反复不断地重申道：即便朕身不由己，也绝不遁居修 院。”[6]（28）自公元840年虔诚者路易驾崩之后，普罗登特则流露出一种对于秃头查理和加洛林帝国西部地区的好感。对于秃头查理的政敌罗泰尔，普罗登特则予以严词谴责。
倾向罗泰尔、日耳曼路易的史作有2部：
一部是《富尔达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840～863年的年度词条是在中法兰克王国宫廷教堂住持格雷默德掌控下的美因兹大主教区修纂的，格雷默德系罗泰尔最为重要的支持者特里尔大主教西乌特加德的兄弟，所以，这些年度词条存在着偏袒罗泰尔的政治倾向。不过《富尔达年代记》偏袒罗泰尔一派的政治倾向并没有贯穿始终，869年，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日耳曼路易吞并了中法兰克王国的一半领土，其中就包括美因兹大主教区。870年之后，在日耳曼路易麾下重臣、宫廷教堂住持、美因兹大主教利乌特伯特的监督下，《富尔达年代记》被重新修订和续写，在此背景下，《富尔达年代记》的叙述自然转为支持日耳曼路易。
另一部是《克桑腾年代记》。《克桑腾年代记》也是一部偏袒罗泰尔的史著，它的主要修纂者是杰尔沃德，此人系亚琛宫廷图书文秘监，曾接替爱因哈德出任宫廷建筑总监，并在797～811年间，参与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部分缩编本的编写工作。遗憾的是，《克桑腾年代记》如今暂无英文译本，笔者无缘拜读，因而也无法对其偏袒罗泰尔的政治倾向性加以细致的阐释。
（二） 史作立场的多元化
由于上述史作都带有一定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所以它们对于加洛林王/皇室内部纷争的叙述和评判往往不尽相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仅举一例，虔诚者路易晏驾之后，皇长子罗泰尔自封地意大利返回高卢，结果，加洛林帝国的内战再起。《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圣伯丁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都记载了这一史事，然而它们的叙述和评判却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尼萨德把罗泰尔塑造为内战再起的罪魁祸首，他在《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中写道：“当罗泰尔获悉其父皇驾崩之后，他便迅疾派遣众多使臣奔赴各地，尤其是迅速地前往法兰西亚地区。这些使臣宣称，罗泰尔即将莅临这个早已封授给他的帝国。他允诺，要将其父皇所赐福祉再次赐给天下众生，而且还要更多更广。他还下令，那些尚未对其宣誓效忠的人们必须要向他宣誓。此外，他还命令人们应尽快地投奔到他的麾下；那些不肯臣服之人，必将被处以极刑。……当时，各地人们都纷纷投奔于他，这既是因为贪婪也是出自于恐惧。见此情形，在美好前景和强大实力的鼓舞下，罗泰尔的内心也愈发大胆豪壮，开始就如何能够以最佳的方式夺取整个帝国进行谋划。他决定首先派出一支人马同日耳曼路易对抗，因为这样不会打乱他的部署安排，从而能够完成集中全部力量摧毁歼灭日耳曼路易武装的设想。……由于日耳曼路易的抵抗情绪是如此炽烈，而又无法确定在不经一场激战的情况下，自己能否使日耳曼路易降服，故罗泰尔认为还是先制服秃头查理要较为容易一些。……”[1]（141−142）
普罗登特也认为罗尔泰是内战再起的元凶和祸首，而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则一心寻求和平，只是由于受到罗泰尔的逼迫方才卷入了战争。他在《圣伯丁年代记》840年的年度词条中写道：“罗泰尔在听闻父皇驾崩的消息之后，擅自离开意大利并悍然闯入了高卢——这当然有悖成例。罗泰尔对皇帝的名号垂涎已久，他纠集麾下大军反对他的两位皇弟——日尔曼路易和秃头查理，先是对其中一位展开攻击，继而对另一位展开攻击，在战场上罗泰尔与两位皇弟兵戎相见，但他对任何一位皇弟的进攻都没有取得些许的成功。无论罗泰尔有多么的虚荣自负，曾经多么无情地背离他的两位兄弟，事情仍旧向好的方向转变。但罗泰尔却并没有停止针对两位兄弟的阴谋诡计，他时刻准备着暗中和公开地谋害他们，这完全是由于他贪婪和残忍的邪恶本性所导致的。”[6]（49）
《富尔达年代记》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与《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圣伯丁年代记》的叙述大相径庭，它把罗泰尔塑造成虔诚者路易的合法继承人，而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则相应地成了犯上作乱的不肖之徒。《富尔达年代记》840年的年度词条写道：“罗泰尔从意大利姗姗来迟，法兰克人推选他接替其父皇的皇位，在未来统率他们。法兰克人皆曰：先皇垂危之际指定罗泰尔为统辖王国的人选并把君王的印信，也就是皇帝的权杖和皇冠授予了他。但罗泰尔的兄弟们却并不认可这一安排，他们筹划着起来造罗泰尔的反。首先是他的兄弟日耳曼路易率领着一支东法兰克的强大武装前来争夺莱茵河以东的王国领土……” [7]（18）
类似这样的分歧，在上述史作中比比皆是，我们在采纳使用它们的时候，要参照其他的史料，本事实，穷事理，同时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综合的判断。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偏听偏信，方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史料，从而达到还原和研究历史的目的。
三、启示与结论
史学是对过往事实的记载，自从人类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来，历史编纂权就一直由统治阶级掌握，因为史家究竟持何种立场书写历史直接攸关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倘若史家对于统治者抱有敌意，他们修撰的史书就很有可能成为煽动叛乱的宣传品。由于修史活动事关统治的巩固与否，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修史活动，他们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在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方面，加洛林统治者同样不能免俗，希尔德布兰德、尼伯龙根、查理曼、秃头查理等加洛林王/皇室成员均有过施展各种手段，影响史家修史的举动。例如，希尔德布兰德、尼伯龙根、秃头查理采取的是授意他人修史的方式，而查理曼采取的则是敕令修道院修史的方式。不过，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在王/皇室成员的影响之下，史学撰述者必然会由于效忠、感激或者恐惧等各种原因而维护影响者的政治立场，所以加洛林史学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也就不足为奇了。秃头查理授意尼萨德修撰《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就是一个加洛林王/皇室成员影响修史活动的典型事例。秃头查理在841年5月占据马恩河畔的沙隆城之前，授意尼萨德把加洛林家族内战的历史全部书录下来，以此向后世的子孙表明秃头查理及其党人的立场。尼萨德将秃头查理的授意视为一项效忠主君的义务，他甚至还为自己未能尽善尽美地完成这项使命而感到遗憾。他写道：“鄙人承认这将会是一项令人愉悦和欣慰的使命，倘若紧迫的时光为我提供了充裕时间的话。然而，倘若您发现这部著述较之它应该的样子，还尚欠丰满，尚欠典雅时，那么就请陛下考虑当时那些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您和您的臣民们都应对鄙人更加宽容一些才好，因为就在书写这部著述之时，鄙人同陛下一样，均身陷于同样的战乱之中，根本无暇他顾，遑论专心致志 了。”[1]（129）在忠君情绪的作用之下，尼萨德自然把《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写成一部赞美秃头查理并谴责罗泰尔的政治宣传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绝大多数的加洛林史家系神职出身②，但他们的神职身份并未减弱他们对于世俗统治者的支持力度。早期的基督教史家曾反对史学撰著者紧紧依附于世俗政权并为之服务。如基督教的第一位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斯就曾说过：“我将以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那些为灵魂安宁所进行的最为和平之战，并教导人们勇敢地为真理而不是国家政权而奋斗。”[8]（312）“另一位早期的基督教史家、《上帝之城》的作者奥古斯丁也认为教会的权力应高于一切世俗权力，世俗国家在过去和将来都会被穷人推翻，故教会不应把自己的命运跟罗马联系在一起。”[9]（23）那么，神职出身的加洛林史家又为何违背先哲的教诲，甘心为世俗政权效力呢？笔者以为这与加洛林时代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牢牢控制教会的社会现实有关。例如，“查理曼就曾利用他的无上权威，不仅统治着国家政治机构，也控制着帝国教会。他在位期间， 针对教俗事务制定了称为《牧师会法规》的章则法令。796年他召开了法兰克福公会议，公布了有关基督教义的立法，由于受纯洁基督教义并使基督教规条理化这一责任感的驱使，查理曼在加洛林教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教皇。”[10]（92） “查理曼还重建了由主教及大主教领导的教区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不仅是一个明晰的教阶体系，而且也是君主行政管理的一个有效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包括大主教在内的所有教士都对君主本人负责。截至9世纪，加洛林帝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职位均被视为君主授予的采邑（benefice），承领这些职位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均应向君主效忠并履行军役。每一座大教堂都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由它负责执行宗教法令和君主的敕令。而主教们也对这些俗务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感念君主给予的物质待遇。” [11]（112）在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牢牢控制教会这一社会现实的支配下，神职出身的加洛林史家歌颂当权统治者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说，加洛林史学带有政治倾向性这一史学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控制教会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撰著领域中的反映。
综上所述，由于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重视和影响以及加洛林君主对于教会的牢牢控制，使得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史家皆以当下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考量标准，使自己的记载和评判受到现实政治的严重影响。其中加洛林鼎盛时期的许多史家皆利用修史的机会诋毁前朝，为法兰克王国的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而加洛林帝国内战时期的一些史家则利用修史的机会攻讦敌对集团，为本集团的政策寻求辩护。故而，加洛林史学沾染了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政治偏见。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中世纪西方史学与世俗统治权力之间并无密切联系”的既有观点恐怕并不符合加洛林史学的实际状况。
注释：
① 如乔治忠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与国家政权并无联系，有些著述反而包含激烈贬损世俗政权的议论”，载于《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11期。如胡逢祥认为“基督教史学还有一个很可注意的特点，这就是由于理论上它只强调服从上帝，故并不像儒家史学那样紧紧依附于世俗统治权力”，载于《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9期。
② 在加洛林时代，俗人身份的史家只有查理曼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余者皆为教士或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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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