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元初五次入朝参政的政治实践中，刚直不阿、献言建极，为元朝的立国规模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王道德治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目标，对于劝阻元初统治者残酷杀掠的行为发挥了作用。他提出正君心、求民心的政治要求，表现了一个政治家为民立命的胆识和勇气。他讲通变、行汉法的政治策略，从元朝的社会实际出发，以务实的态度，找到一条化解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合作的政治途径，为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许衡，元初，政治实践，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10-08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李封村）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金元鼎革纷乱之际，他继承程朱理学，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文化，推行伦理纲常教育，并从笃实践履的角度阐释理学，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立下不朽之功，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主张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作中“用夏变夷”，为元廷定官制，立法规，造历律，提倡行汉法，重农桑，使先进的中原文明成为元朝社会发展的强国之本。许衡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主张，为元代的立国规模和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值得深入探讨和评析。
许衡少怀大志，不满足于“章句之学”。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许衡闻知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的姚枢传授由赵复北传而来的程朱理学，即赴苏门向姚枢求教。由此他开始接触到程朱的著作和理学思想，并“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①深深地被程朱理学所折服。从34岁到43岁这9年期间，他和窦默、姚枢一起相互讲习、钻研程朱理学，教授生徒。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和礼仪实践，确立了他的学术规模和方向，为今后弘扬理学，救世济民的执政才能奠定了基础。
元宪宗元年（1251年）以后，许衡的好友姚枢、窦默接受蒙古政权的召用而北上。宪宗四年，忽必烈就任秦王，为了在关陕地区推行教化，命廉希宪为宣抚使，征召京兆教授。时在中原早有声名的许衡成为征召对象。任京兆教授的第二年，他又升任京兆提学，直到忽必烈南征时许衡才离秦返回家乡。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不久即征召许衡入朝，自此他开始了在政坛上为元廷出谋献策、参议朝政的阶段。直至他去世前一年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辞政归乡，二十年间，许衡经历了五度入朝、五次归隐的曲折政治生涯。
第一次入朝。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许衡应召至上都朝见了忽必烈，《考岁略》记载了忽必烈与许衡二人的见面和对话。在这次谈话中，许衡将自己所学孔子之学，擅长“勤力农务，教授童蒙”等情况据实回答。忽必烈召见许衡，确实是想为元廷物色治国之材，虽然这次看来平淡的接见和对话并无什么直接的结果，因许衡不久就回到河北，但是这次召见，他还是给忽必烈留下了务实可取的印象。
第二次入朝。中统二年，忽必烈向窦默征求意见，寻找类如魏征那样的辅政人才。当时朝廷正是以言利进的王文统主政，与主张以礼义为本的窦默、姚枢等人互不相容。于是窦默等人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王文统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世祖问：“然则谁可相者？”窦默答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①于是这一年三月许衡又被召至上都，准备委以重任。王文统为了架空姚、窦、许三人，奏请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名义上是尊崇此三人，实际上是委以虚衔，让他们远离政治中枢。许衡以为当时仍未行汉法，太子未必能以儒家礼仪尊重师道，“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这对于以崇道为己任的许衡而言是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三人力辞，最后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②这是许衡参与朝廷斗争的第一次胜利。不过任命后不久，他便以病为由辞职回乡了。
第三次入朝。中统三年九月，许衡又被召至大都，这次进京他“假馆于道庵中”，除与姚枢、窦默两位挚友时常往返交流之外，其他社会活动很少。在大都逗留了一年多，并未有召见或入朝任职，于是便于至元元年（1264年）辞还怀孟故乡。至元二年十月，忽必烈又召许衡至大都，时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许衡辅佐之，参与中书省事。许衡又以病辞，引起忽必烈的不满。至元三年，忽必烈在檀州的行宫接见许衡时说：“我今召汝无他也，省中事，前虽命汝，意犹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誉汝，想有其实。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国家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谋谟在汝也。……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之。”许衡对答曰：“安童聪悟，且有执持，告之古人言论，悉能领解……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③这段君臣对话，虽反映出忽必烈对许衡以病辞职的不满，但仍对他颇加信任，并予鼓励。许衡表示领命，但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所谓“虑中有人间之”，所虑者则指当时急功近利，以敛财得势的回回权臣阿合马。这次召见后，许衡经过两个月的周密思考，向忽必烈呈上了著名的治国方略《时务五事》，为元朝治国安民的政治目标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和理论，其中心理念即是“行汉法”的方针。奏疏呈上后，“帝嘉纳之”，此后又有多次上奏。至元四年，许衡确因身体多病，“乃听其归怀”。④本次入朝，是他与元世祖交流最多的一次，并且也得到展示他政治理想的机会，可惜《时务五事》提出的种种治国方略，其后并未得以全面的推行。
第四次入朝。至元五年二月，许衡又奉召入大都，除国子祭酒，并先后与太保刘秉忠、太常卿徐世隆议定朝仪，与刘秉忠、左丞张文谦议定官制。朝仪奏上后，世祖亲临观看，“大悦，举酒赐之”；在制定官制的过程中，他与一些守旧的宗亲大臣展开斗争，坚持既定的原则，也得到了世祖的支持。⑤至元七年，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这是他仕途中最高的职位，许衡再三恳辞，均不获准，于是只好领职。时阿合马专权，势倾朝野，许衡刚直不阿，上奏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但未能上报。此次入朝，许衡议定朝仪、官制，进拜中书左丞，达到政治事业的顶点，但他仍深感自己的儒学理念与忽必烈在政治上的功利追求很难一致，故再三辞去中书左丞之职，上书曰“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⑥至此，也引起忽必烈的同情，并有意让许衡之子师可代行其职，但许衡以为不可。于是，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辞呈，并于至元八年改任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对这个任命很满意，喜曰：“此吾事也。”⑦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七年近十年间，许衡为国子学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他对那些选来的蒙古贵胄子弟“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⑧在他的努力下，国子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元人苏元爵评价曰，“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门人也”。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