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编年体边疆史籍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记载人物上则有所创新；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变化，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叙事具有完整性，史论与纪事本末体有机结合。
〔关键词〕边疆史籍；编纂体裁；编年体；纪事本末体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154-04
有明一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的明代边疆史籍是指明代所撰有关明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内容的专门史籍，包括明代边政史籍、边防史籍、边疆战争史籍、边疆民族史籍等等。
明代边疆问题内容繁多，涉及面宽泛，要进行史籍的编纂，将这些内容充分而又恰当地表现出来，则需要选择一定的形式。在史书编纂中，其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固然决定形式，但内容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汗牛充栋的史书在编纂中采用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史学上称之为史书的体裁，也就是指史籍的具体结构形态。由于受到传统史书编纂中体裁发展变化，以及边疆问题自身的特点影响，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在体裁上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前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后者则是首次在边疆史籍修纂中加以运用。据此，探讨明代边疆史籍编纂方法的发展变化，揭示其规律，可以充分挖掘出史家主观因素和历史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对史籍修纂的影响，从中得到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编年体边疆史籍的发展和创新
先秦以降，边疆史籍的撰述数量众多，但从其体裁上看，则大多以传记体和方志体为主，体裁形式相对比较贫乏和单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面在明代得到了根本的改观，随着明代边疆问题的发展，以及史学学风的转型，边疆史籍的修纂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旺盛景象，边疆史籍体裁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自身的新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编年体史籍的发展和创新上。
所谓编年体史书，即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编纂方法编纂而成的史书，其基本特征是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时、月、日顺序排比记述史事，即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年年相续，从不间断。内容以叙事为主，兼载人物和言论，叙事方法以顺序为主，间或追叙往事，预述后果。其最大优点是对同一时间内各方面的大事能兼载并蓄，上下若干年的历史进程如线串珠，既便于考察一代之兴衰，也便于纵观一时之大势，而且，“理尽一言，语无重复”[2]。
自《春秋》草创编年体裁以后，编年体不断发展，历经了两汉迄唐的确立，直至北宋《资治通鉴》对编年体的臻于完善，此后进一步成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编年体史著前接后续，连绵不断，数量庞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史著中，明代以前的边疆史籍在其著述中却鲜有完全采用编年体为其体裁，且体裁相对比较单一。这一现象到了明代有了根本的改观和变化，边疆史籍著述中出现了大量的编年体史籍。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固然有史籍著述自身发展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明人在前代基础之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创新，以及边疆问题自身发展对史籍规模要求的结果。因为采用编年体体裁可以详细交代历史问题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体现出其嬗变过程。故此，明代出现了一大批编年体边疆史籍，具有代表性的有金幼孜前后《北征录》、杨荣《北征记》、刘定之《否泰录》、采九德《倭变事略》、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佚名《嘉靖倭乱备钞》、傅国《辽广实录》等。其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继续发展。历史叙事是史家对史料进行合理的剪裁、考辨，并按照一定的体裁、体例和文学技巧将其叙述出来，尽量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它体现出史家驾驶历史资料和状写复杂历史事件、人物的能力，同时也是衡量史家的素养，评判史家识见高下和史著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史上就把善于叙事的人称作“良史之才”，并有“史家称美者，以叙事为先”[3]的评价，反映的都是以叙事作为史家、史著的高下评判标准。明代边疆史籍需要反映边疆问题的发生发展，选择了以叙事见长的编年体体裁。编年体以分年布事为叙事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叙事是以记事为主，沿着时间线索纵向延伸，编年体的明代边疆史籍概莫能外。前后《北征录》、《北征记》等叙事特点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将特定边疆问题或边疆事件以线性的方式，一一排列记载下来。如前后《北征录》分别以时间为顺序，记永乐八年（1410）夏历二月至七月以及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至八月作者扈从明成祖北征蒙古事迹，二书均逐日记载，连绵不绝。同样，《北征记》则为杨荣随明成祖第五次北征蒙古，记其始末以成书。记事始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夏历正月，终于八月，也是逐日记载。而记载倭寇入侵事件的《倭变纪略》则集中叙述嘉靖年间倭患最为严重的三十二（1553）、三十三（1554）、三十四（1555）、三十五（1556）及三十六（1557）年发生在闽、浙、苏、松境内的倭寇事件。其他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嘉靖倭乱备钞》、《辽广实录》等都是编年叙事，将所记边疆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一一予以交代。逐日记事的叙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记录史事的详密性和准确性。
（二）在记载人物上有所创新。明代编年体边疆史籍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编年体因事及人，在叙事上进行载人的方法，适应边疆问题记载的需要，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一方面表现在编年体的基本框架之内，于记事之中记人，并通过人物的行为、言论和对话，使叙事变得细腻而丰满，同时又利用时间线索展现人物在边疆问题发展中的全部表现。如金幼孜前后《北征录》、杨荣《北征记》、杨铭《正统临戎录》、佚名《正统北狩事迹》、袁彬《北征事迹》等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期间夹杂人物活动细节和状貌的描写，改变了编年体长于记事而人物形象有欠丰满、生动的不足。以《北征录》为例，在记叙永乐八年三月初九日事时，以成祖的言行来刻画其形象：“上大阅武誓师，六军列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旗帜鲜明，戈戟森列，铁骑腾踔，征鼓震动。上曰：‘此耻孰敢婴锋？尔等未经大阵，见此似觉甚多。见惯者自是未觉。’”寥寥数语，将一个人久经沙场、见惯风雨的皇帝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正统北狩事迹》中刻画正统皇帝被虏之后形象也主要是用其言行：“一旦，上谓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压我胸，我不动，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与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与子陵一般。’铭叩头。上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挥使。’”通过正统帝之言论，将一个落势皇帝的无奈和困窘描绘得入木三分。另外，在史籍中还注意广泛使用反衬之法，通过人物言论来刻画人物，如《北征录》中：“初九日早，驾将发，余同光大诣帐殿见上，请随驾同往。上曰：‘尔不能战阵，往亦无益。前途艰难，朕一时顾盼有不及，或为尔累。尔留此岂不安？’幼孜叩头，不胜感激。”此外以金幼孜等人之文弱反衬了成祖之勇武。
另一方面表现在运用因事件而引起相关人物之法，把人物“传记”有机地布列在一个个历史事件之中，既突出地强调了人物的活动与事件，乃至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又不至于因过多记载历史人物而冲淡了编年体以记事和反映历史发展态势为主的基本特色。如采九德《倭变事略》记载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的历次事件，在谈到明朝军民抗击倭寇时，提及胡宗宪，遂在正文之中以小字插叙胡宗宪的生平事迹，等于是给胡宗宪作传。同样，在记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九月二十五日汪直入寇，即插叙汪直生平事迹，为汪直作传。在记载他们之时，虽然其生平事迹不像专传那样集中，但由于有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贯穿其中，读来仍有一种珠贯绳联、浑然一体之感。不仅如此，明代史家还广泛运用这种事、人相生的叙事方法，在记载一个个边疆事件发展过程中所引发出的一些人物都成为描述的对象。如傅国《辽广实录》记载其亲历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丧师，开原等地相继失守的历史过程，在事件发展中涉及到袁鸣泰、吴金祖、王化贞等人，均一一作以介绍。
以上所述明代编年体边疆史籍的载人方法，可谓兼采与改造、吸收与创新融合为一，收到了化平庸为神奇之效，这不仅使人因事而熠熠生辉，而且由于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一定重要人物的“传记”，也使事件本身变得更加曲折复杂和丰满生动，使得编年体边疆史籍在纵向的历史延伸中，也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较大的容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编年体边疆史籍撰述的发展。
二、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的
出现和发展变化
明代边疆史籍服务于明代边疆问题发展的需要，和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紧密相联，经世和借鉴是史籍编纂的主要目的，反映在体裁的选择上，历来被认为是明治乱兴亡之本，严褒贬劝戒之道的最好表现形式的编年体固然成了当然选择，而纪事本末体作为其变种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而用神”[4]，这种史书体裁自先秦时期萌芽，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宋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基本趋于完备，并逐渐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尽管纪事本末体不断发展，但其运用于边疆史籍的修纂，在明代以前还不多见。到了明代，由于边疆经略的需要，以及纪事本末体能够灵活命篇，专记一事始末的特点，在明代边疆史籍的边政史籍、边疆军事史籍以及边疆民族史籍中大量出现，丰富了边疆史籍的体裁。
纪事本末体以史事为中心，随事立目，具载一事始末，其最大特点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5]从其内容来源上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既成文献资料为凭藉，抄撮排比史事，一事一目，事具首尾；另一种是以经历、传闻为依据，一书一事或一书数事，述其始末[6](394)。明代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在两种类型上都有体现，前者史籍不多，如郑洛《抚夷纪略》等，而后者却大量存在，其中一书数事的有马文升《马端肃公三记》、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茅瑞徽《万历三大征考》等；一书一事的有许进《平番始末》、刘绍恤《云中降虏传》、佚名《赵全献牍》、韩邦奇《大同纪事》、苏祐《云中事记》、尹耕《大同平叛志》、孙允中《云中纪变》、刘应箕《款塞始末》、茅坤《纪剿徐海本末》、王轼《平蛮录》等。从总体上看，明代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纪事本末体史书因事立目，独立成篇，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容纳众多的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协调一致；同时，它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和产生的影响。“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5]。明代自建国初期至灭国，边疆问题一直不断，并且日益严重，而明中后期经世意识的增强使史学的根本任务关注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急剧发展变动的边疆形势要求史家及时、准确地记录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呼唤促进了纪事本末体边疆事籍的繁荣。故此，明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一体裁，充分满足边疆经略的需要，抚定辽东、兴复哈密、剿灭倭寇、俺答封贡、平定播州、底定宁夏等等边疆事件纷纷进入史家的视线，有了一部部纪事本末体连续史著的出现。这些边疆史籍所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研究明代边疆事件，探索边疆问题发展的因果嬗变之迹，通过对一个个边疆历史事件的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为边疆经略提供方案。
（二）叙事具有完整性。历史事物在个性上是千差万别的，但千差万别的事物也有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有发生、发展到完结的过程。纪事本末体的价值就在于它始终如一地、心无旁骛地描述这一过程。编年体主要关心事与时的关系，所以不免支离；纪传体主要关心事与人的关系，所以不免重复；而本末体主要关心事物本身首与尾的关系，它依时叙事又不受时间拘泥，表现人又不受人的羁绊，尽量完整地把历史事物发生、发展到完结的全过程展现给读者。明代边疆边事频发，纷乱不断，要想更好地进行边疆经略，处理好与边疆有关的各方面事务，必须充分了解边事，从中寻找原因，得到经验。故此明代史家在史籍中将这些边疆事件完整叙述，展现其整体发展过程。如《马端肃公三记》其一《西征石城记》，记马文升于成化初年任陕西巡抚，平定满四叛乱的事迹；其二《抚安辽东记》，记成化十四年（1478）辽东巡抚陈钺冒领功劳，激起兵变，而马文升奉命安抚的事迹；其三《兴复哈密记》，记弘治初年（1488）土鲁番袭击哈密，掳走哈密忠顺王，而马文升坚持用兵，派遣许进等讨伐吐鲁番的事迹。《平番始末》是许进记载弘治七年（1494）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掳忠顺王陕巴，当时许进作为甘肃巡抚，派兵袭击土鲁番并助哈密复国之事。《两朝平壤录》记五件边疆大事。其一是隆庆五年（1571）三月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而顺义王俺答贡马，并将为祸边疆的朝廷叛贼赵全余党十三人绑缚献于朝廷。其二是记载万历元年（1573）九月，平定四川都掌蛮叛乱事迹。其三是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宁夏致仕的副总兵哱拜叛乱事迹。其四是记载万历二十年五月，倭寇侵犯朝鲜，中朝两国平定倭寇的事迹。其五是记载万历二十五（1596）年七月，播州杨应龙叛乱，朝廷派遣李化龙平定播州事迹。其他诸种明代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无不是对边疆史件全过程的记载。而读者也只有了解了历史事物的全过程，才能得到有益的启示，从而在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得到借鉴；对普通民众来说，亦只有了解了历史事物的全过程，人们对边疆问题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三）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的有机结合。史论是一种主要用于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体例。刘知己说：“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也。”[2]可见，史论具有明确揭示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史书的灵魂。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没有史论，不易表达作者的历史观。明代史家尝试对纪事本末体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创新，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比较有代表性的史籍为《两朝平攘录》。该书记叙明隆庆、万历两朝五件边疆大事，作者诸葛元声在撰述中，在每一事件的最后都运用论赞阐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如卷一记载俺答封贡事件，卷尾作“封顺义王赞”，历代明代以前历朝对北虏的策略，指出“夷无常运，御在当机，可战可平，度我德力”，封贡事件是一种以利相诱其首脑，免却战乱的行为，“盖贡市利归酋长，又免烧荒捣巢，侵掠利归部夷，亡失不偿所得”，尽管赢得喘息之机，但此中得失并不易衡量：“第谓乘此休养，未雨绸缪，迩习空谭，愉安旦夕，弥久弥驰，殊爽始计，异时衅孽不测，仓皇朽钝，将归敌事端委云和误时晚矣”。诸如此类论赞在卷二平都蛮、卷三平宁夏哱拜、卷四平倭、卷五平播州杨应龙等边疆事件中都有体现。如果作者没有运用论赞，只是单纯记载事件，不作评论，那么纪事本末体史籍的价值就会逊色很多。
以上讨论了明代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的发展、变化和创新，但实际上，明代边疆史籍在体裁上的发展是较为广泛的，除了上述主要史籍编纂体裁外，还有其他一些边疆史籍体裁。如地理类边疆志体、奏疏汇编体边疆史籍的发展和变化。前者如方孔炤《全边略记》、郑若曾《筹海图编》、邓钟《筹海重编》、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蔡逢时《温处海防图略》、王在晋《海防纂要》、郭造卿《卢龙塞略》等十余部此类边疆史籍，广泛采用纪、表、志、传、图、谱、考等多种形式，使地理类边疆志体裁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后者如程开祜《筹辽硕画》、李化龙《平播全书》、王士骐《皇明驭倭录》等，它们所采资料性质主要为各类奏疏，是历史文献的二次组合，将内容分类编次，有的以所编资料的时间先后分类，有的以所编资料的性质分类，有的以所编资料的来源分类等等。这些奏疏汇编体史籍尽管不多，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在明代边疆史籍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概言之，明代边疆史籍在体裁上呈现出丰富多变的特点，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也有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但就整个边疆史籍修纂而言，明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此前，边疆史籍的修纂在体裁上比较贫乏，而在明代，边疆史籍修纂的体裁不断丰富和完善，并直接引领了清代边疆史修纂的发展，可以说，明代是边疆史籍发展承前启后的朝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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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５］（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9.
［６］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