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一个国家或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共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具有物质与精神的两栖性。一方面，民俗是由大量的物态化事像所构成，如服饰、饮食、居住、生产等习俗惯制。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积习沿袭不可脱离。另一方面，民俗又是由观念形态的文化意识所构成，它生成于人类生存活动中的种种渴盼与祈求，像岁时习俗、图腾崇拜、附着在物质民俗上的各种禁忌等，具有心意信仰式的沉稳的精神特性。
民俗的两栖性使民俗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内容，与经济基础交融一体，又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如政治、法律、哲学、伦理不可分离，共同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民俗就成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结构，具有承上启下，沟连贯通社会结构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民俗不仅是广大民众的习俗惯制，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不仅如此，民俗的历史传承性特点，使它具有活化石的容括力，凡是与人（尤其是与家族和种性）有益的事像，均被包容其中。就像民族精英文化中的儒、道、释家学说，因其与人的功利关系，也被民俗文化吸收转化一样。在陕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老人，亦精熟于在家讲孝、于国讲忠的儒家文化，都能滔滔不绝地历数古代经典史事。这些原本在发生时合目的（善）、合规律性（真）的民俗事像，随着社会发展进化，有的传承下来继续发生作用，有的变异转化为新的样态，有的自然消解失去原型价值，但因民俗特殊的结构功能大都转隐为观念性民俗文化，发生着潜在影响。在陕西，从吃、穿、住、行、婚丧礼仪，到心意信仰、家族亲族与乡镇社会，风俗文化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黄土地上的百姓串连一起，使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重道义，念亲情；重土地，轻商贾，从而形成秦人共有的文化观念。
本文试图从风俗文化角度运用调查数据与文化心理分析的方法，着重探讨陕西人风俗文化心理（观念）对社会发展的羁绊质因（优俗良习不在论内）。有必要指出，陕西地域广博，风俗事像同中各异，本文只能从宏观上把握民俗文化类型，从简剖析，提出己见。
黄土情结：命系土地的文化心理意识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陕西人为什么总是滞后于他人？面对新政策、新事物、新方法，陕西人缘何拒斥多而接受少，融合慢？拨开简单的理论说辞，透过一件件具体事例，我们可以探视到在陕西人心中牢牢矗立的一座“心塔”——风俗文化心理结构。它似一道过滤网，淘非滤异，拒斥新学。
近万年来，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关中平原人们以及陕北高原和陕南山地民众在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生存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俗文化，并由物质民俗伴生出精神民俗，由浅表的物态性风俗文化沉淀成深层的观念性风俗文化，形成了沉稳的风俗文化心理结构。如果我们从民俗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去透视，就会发现陕西人风俗文化心理结构可以粗分为三个主要层次：黄土情结（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乡情文化。其下大上小呈现一个塔式结构。它们互相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
黄土情结犹如塔基，它是整个风俗文化心理的基础，也连带着经济文化的内涵，影响潜隐而巨大。所谓黄土情结是指世代生存在黄土地上的陕西人，基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物产、生产生活方式所生成的心理印象丛。①地域文化的生成首先缘于地理环境及其与之相应的劳作方式。陕西尤其是关中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肥沃的黄土，温热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使关中人缘此而安。春播秋收，农耕牧养，生活丰足。黄土地供给了维系血缘而居的人们以一切衣食。
情结对于个人行为来说，具有极大的制导力。它往往使人根据情结的印象选择行为对象，抑制意识活动。就像荣格所说：“不是人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②陕西黄土地理环境决定了农耕生产方式的必然生成，也同时决定了小农经济及其意识的孪生发展，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培育了陕西人信奉天命与先人经验，讲究风水的心意信仰，促成了他们企盼风调雨顺过着安稳日子的生活习惯和勤劳朴实从田里找食的文化性格。土地对人的恩泽，使人们在心理上积淀了依恋故土，不思拓迁，不慕异地的潜层观念。重乡土情谊，重农轻商，重名节轻财利，求安稳忌变异就成为黄土情结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拓展生成政治、经济、人际文化的基本类型。知足常乐小富则安，均产均田——小农意识就这样随黄土情结而刻印在陕西人心中。直至今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仍然是许多农民衷心向往的幸福生活，而“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乱吼秦腔，捞一碗长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则是对仍然安然于农耕传统文化中的陕西人心态的形象勾勒。２００３年末，陕西省属高等学校首次试行具有与全国接轨的评定职称条例。吃惯了“大锅饭”和等惯了“田里生食”的一些教师，十分惧怕比原先规定高出许多硬条件的新条例，反对之声浪起，有的人甚至以死相胁迫。这种不患贫而患不均，缺乏竞争意识的陕西知识人，又是多么典型地印证了黄土情结的存在及其控制力量。
仕途：扭曲名节的社会价值标尺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１３朝帝王建都于此。周朝的“成康盛世”，汉朝的“武帝盛世”，唐朝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陕西政治文化的基础。建立在黄土情结之上的政治文化强化了宗法血缘关系，更看重农耕生产和土地公有，更强调效法先君，崇古尚老，推崇圣贤君子。政治文化对陕西人的影响深远而巨大。“学而优则仕”作为一种仕途捷径，古往今来始终影响制约着陕西人的人生抉择。在问卷调查问及“您更重知识与文凭，还是看重实际能力与效益”时，回答“二者并重”的占４２％，而回答“能力与效益”的占４８％，但在问及“上大学与办公司见效益不可兼得的人生关口，您选择哪一个”时，回答“上学”的远多于“办公司”（３０％）的，为５５％，这显然自相矛盾。“重能力”的答案本与“见效益”同属一源，从中我们不难探寻到一种潜在的风俗文化心理，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它与我国沿海居民的社会发展观念大相异处。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中心，它十分重视个人的修养与价值实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为仁人志士设计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道路。修身即个人的自我完善，主要内容是德和艺。其中名节可看作是个人修身的标尺之一，而仕途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志。如果说孝、忠、贞操、德行可看作是名节的内涵的话，那么读书、科举应试、秀才、举人则是实现仕途的必由之路了。数千年来，名节与仕途已成为陕西人实现自我价值所必然追求的目标。你看陕西老农，哪个不懂读书的重要，谁人不晓名节不保的可怕？在他们相近一致的风俗文化心理中，把读书做官看作家族名节外扬的契点，把苦读不就看作仕途无望、家名扫地的悲兆。
２０世纪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更是打碎了传统价值观，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得人们对名节与仕途即个人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与标准。办公司、挣大钱，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人们新的人生目标。为实现这个目的，其中当然不排除上学进修学知识练能力，但他们早已抛弃了“学而优则仕”的陈腐观念，在仕途与经商之间已无高下之分更不会重仕抑商。相比之下，传统文化浓厚的陕西人的确显得执拗得多了。
在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赞同“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穷气节’”，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认为“人不能只重精神，物质是基础，穷则易失‘骨气’失‘气节’”。从这个问卷答案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名节”观对人们价值行为的心理影响。在他们看来，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才算有骨气，有操行。这种以道德评价为价值取向底蕴的思想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作为消极的一面，它也导致了为保名节死爱面子的僵化思想。自古以来，孝子、忠臣、节妇、烈女的出现，无不与名节心理相关，然而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价值实现？无疑，传承数千年的名节文化心理压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妨碍了个体心理的正常发展，在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依然偏执于重名声，讲气节，必然有害于年轻一代甚至该地域人民的身心发展与价值取向。
这种名节思想也可从已近“名仕”的陕西高校教师、干部的言行中得到印证。陕西高校数目在全国名列前矛，然而陕西经济发展在全国却倒数在后，这显然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规律不相符合。这其中固然有政策与领导者的责任，但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是科技专家学者自身的认识问题。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许多学农的不愿下乡，学工的不肯到工厂；许多人重视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研究；更有人看不起商人，也看不起低学历的人，因为前者无名节，后者无仕途。他们满怀希望地在传统研究岗位上等待着，尽管对应用技术屡屡获奖收到效益心中萌动过参与念头，但最终还是靠名节和仕途抚平了心理。省内一所大学的一位化工工程师，因发明一项投资少见效快的化工专利，志愿申请到乡镇企业扶助办厂，结果，“名节”不保，人被本单位上交学校，失去“饭碗”，“仕途”坎坷，高级职称每评必遭淘汰（无课时，无成果）。
所有这一切现象都表明，名节的千年传承与仕途的过分偏重，已使陕西人心理内化出一种难以摇撼的文化痼疾与价值标尺，它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美教化、异新俗已成为当务之急。
乡情透视：剪不断理还乱的阻绊
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陕西自古重乡情。从村民饮食聚饭场到婚丧大事众人帮，陕西民俗处处显示出地域（乡）血缘（亲）关系所凝结成的亲情。乡土亲情本是爱国护土的基础，然而，陕西古朴的乡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却演化出乡党——党群之势，阻绊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令人忧虑。
中国文明社会是在原始氏族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私有制社会保持了浓重的家族血缘关系。宗法制就是以家的治理为模式，推行于国，推行于天下的，因此，血缘关系的法则就成了治理国家的伦理法则。陕西由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宜于农业耕作，因此，以家族为轴心的村落及其小农经济便成为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人们长期休养生息在同一地缘之内，人的天性中的血亲之爱及其紧密关联，凝聚了一家一户的人们稳定和睦的生存，由血缘而拓展为地缘，“乡”“亲”们便从此“生于斯，死于斯”，把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固定化了。正像费孝通先生所深刻指出的：“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的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③由于血亲关系之间以“爱”为基础，以“善”为导向，人人争做仁人君子，“和为贵”油然而生。这样，人际之间就缺少了竞争与斗争，人们互相依存，互相馈赠，亲睦友善，平均平等，贵和持中。正因此，在这一派人情弥漫的土壤上，小农经济思想长久生存发展，商业竞争机制很难生存壮大。
据某项问卷调查表明，陕西人以“乡亲”关系结帮拉派较为普遍，看重乡情看重家族势力超过了对政府组织的信任。当问询“当您遇到麻烦或困难时，您最先想到的是——”时，回答“家族中人”占５８％，“朋友”占３２％，而回答“组织或领导”的仅占１０％。为什么会有如此答案？看一下下面的问询答案也许就可知晓原委了。“亲不亲，故乡人，‘老乡’之间应当比他人更亲近，互相提携——”回答“对”的和“应该这样”的占６５％，而认为这样做不对，它属于小帮派的仅占３５％。这种把人际和工作关系看成亲情关系的心理，在陕西的确很有普遍性。即使有的干部甚至是握有大权的干部嘴上不说，心理和实际做法却依然如此。本问卷机关干部的答案与工农大众的比率近乎一样就是明证。
独重乡土情谊的结果，使人们既勤劳、内向、朴实，又狭隘、自私，生活方式趋于凝化，从而形成自我封闭、排外亲内等心里障碍。虽然封建私有制早已被打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有５０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陕西社会人口流动相对较小，现代商品文化对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影响不大，使地缘乡情得以持存发展，加之现代市侩思想与帮派手段的流入，更侵蚀了陕西风俗文化中纯朴的乡情观念，使之朝向帮派、权谋的人际关系迅速蔓延发展。虽然有关部门对控制亲情关系做过明确规定，但在陕西本土的评奖、评职、提干等许多例子却足以说明，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障碍，正来自于浓浓的乡情，对之铲除不力，势必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拉大陕西与沿海的差距。自古以来，在陕西的文化沃土上，曾产生过强大的帝国王朝秦、汉、唐，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相同之处就是跨越了广阔的空间，杂糅了多地域多民族的文化，注入了异域民族特异的血缘与性格，既重本地农耕，又交远方商贾，既讲功利，又极富进取之心，形成他们开放性的文化体系与地域文化特征。新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是云集八方人才，广纳异地（海外与内陆）文化，才形成社会的开放性发展体系的。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陕西人是否有些启示呢？
注释：
①情结，依照荣格的解释，是指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丛或是富于情结色彩的一串的观念与思想。本文即用此意。
②【美】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７页。
③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８０页。
[作者单位：陕西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