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含有人、猪、禽类基因片段的甲型H1N1病毒在全球肆虐之时，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病毒、细菌、寄生虫同样在蠢蠢欲动，伺机进入人类的世界，在人类面对这三大人兽共患传染病时，找到对抗它们的武器是首要任务
当含有人、猪、禽类基因片段的甲型H1N1病毒在全球肆虐之时，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病毒、细菌、寄生虫同样在蠢蠢欲动，伺机进入人类的世界。
大自然的杀手——埃博拉病毒于1967年在马德堡神秘地向人类出击之后，随着雨季的来临，它又神秘地消失了，留给人类的只有患者临终时七窍流血的恐怖画面。还有裂谷热，同样令人类震惊却无所适从。
在传染病学发展的早期，人们就认识到传染病可能由动物传播到人类，最早发现的传染病，如炭疽和狂犬病等，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人类所知的300多种传染病中，除十余种只感染人类之外，其余的都是人兽共患传染病；而全世界最近30年来发现的40余种传染病，基本上也都是人兽共患传染病。
“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人兽共患病只是传染病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像鼠疫，大家都知道的从动物传播到人的疾病，但随着医学的进展和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发现的人兽共患病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由野生动物起源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人兽共患病室主任俞东征说。
传统上，人兽共患传染病可划分成3种类型：以动物为主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以人为主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人与动物并重的人兽共患传染病和真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疾病也在进化。只感染人类的传染病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些疾病在人类间流行的过程中发生了突变，失去了感染动物的能力；或者因为地球上的生物变迁，物种灭绝，失去了传入人类的中间环节。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传染病问题？没有。我们已经控制了多种曾经在地球上肆虐的传染病，但是维持地球生态平衡的自然机制仍在起作用。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与人的接触更加密切，这仍然是使传染病易于流行的条件。只要有传染病从自然界侵入，就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冲击。”俞东征说。
病毒：快速的变异者
在严密的防控之下，曾肆虐一时的SARS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但其依然留下疑问，SARS会不会就此销声匿迹？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幸运。30年来发现的新传染病，没有一种自动从地球上消失。除了SARS和禽流感，我们还有可能受到其他致命疾病的袭击。”俞东征表示。
从禽流感到SARS到甲感，各种病毒时刻对人类敲响警钟：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某种动物身上的一种病毒所感染。
“病毒变异的速度很快，所以人类碰上它的几率要远远大于细菌和寄生虫。”俞东征表示。
从生物学角度讲，病毒的生命力是脆弱的。它的生命就是RNA蛋白成分，需要在宿主的细胞内才能活着，脱离这个活着的宿主，它的生命也就告终了。但是为了寻找这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病毒最强的本领就是变异，在没有找到适合的宿主前，它的任务就是在变异中寻找，直到找到这样的生存环境。
病毒的生物学结构，决定了它的命运，如果病毒不侵入动物和人的细胞，它就是一种蛋白质，风吹日晒很快就分解了，它必须和人或动物发生关系才能够延续下去。
“即使我们有对病毒的跟踪研究，但是仍然很难有预测，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我们只能根据新的传染病来研究它的变异情况。”这种未知，给科学界带来了挑战，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令人类震惊的埃博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死亡率高达50％至90％。埃博拉病毒的名称出自非洲扎伊尔的“埃博拉河”。
无国界医生告诉记者，埃博拉病毒还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它主要通过血液、体液传播，发病后出现高烧、腹泻、肌肉疼痛以及口腔、鼻腔和肛门出血等症状，患者可在24小时内死亡。
人类现在知道埃博拉的存在，但是，只能研究埃博拉在最初发现时和最后流行时的资料，但是对于它的病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的宿主和流行过程有什么改变，却一无所知。
主要原因是埃博拉病毒发生的地方比较贫困和落后，救援力量到达后，主要精力都要投入到怎么抢救病人和制止流行上，一时分不出精力去查它在自然界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等到事件过后，气候条件变化了，非洲的雨季一到来，外面的动物和昆虫都换了一波。原先大量存在和活动的动物都隐蔽起来了，而真正活动起来的动物又不是传播埃博拉病毒的动物和昆虫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埃博拉病毒在哪里，它的宿主在哪里。
人类特别害怕的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的最初几次流行都没有超过第三代病例，最初病毒感染了一批病人，这批病人又感染了一批人，之后这个病毒就不能感染了，就不再传播了。
“原因是这种人兽共患病的病原体，不管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也好，它们过去都是很适应在动物间反复传播的，那么人和动物的身体条件、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刚开始从动物传播到人的时候，总是不那么容易传播。”俞东征表示。
生存，是世间一切生物的终极目标，病毒也不例外。
“动物身上的病毒有千万种，它们不停地传播到人身上，只不过在这么多病毒种子之间，能够适合在人类身上活下去的机会却是很少，不能存活的病毒就死去了，它们又不停地变异，直到变异成一个可以适合在人类身上活下去的病毒。这次墨西哥的小男孩就是一个例子，也许他周围的人也感染了这类病毒，但是病毒没有战胜人类，死去了，而小男孩感染的病毒却恰巧能够在人类身上生存，于是甲型H1N1就开始了人间的传播。”俞东征生动地给记者描述了病毒的优胜劣汰。
在这种淘汰机制中，病毒表现得似乎比人类更聪明，它更能为了适应而改变自己，而人类却很难改变自己。在不断地适应和变异中，病毒找到了适合在人类传播的病毒，进入人类的细胞，开始大量地繁殖。
“传播给人类以后，它都要经过那么一到两次的在人类之间相互传播的过程，这时候剩下的才是真正适合人类群体内致病和传播的病原微生物，这个时候传播速度就快了。这次的H1N1应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传播了。第一个病人是被发现在墨西哥的，像从墨西哥侵入到周围的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应该已经是很多次传播了。传播到中国它肯定不是从墨西哥传播过来的，它肯定是从其他国家传播过来的，这就造成了它已经适应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俞东征表示。
细菌：持久的战争
如果说病毒的可怕在于人类对它的未知，而细菌的可怕则在于其“顽固”。
“病毒是可以杀死的，但细菌一旦进入人的身体，它就在人体内持续地存在下去。”他说道。
细菌的生物学结构，决定了它是完整的生命，作为一个完整的细胞，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活着，不需要像病毒那样，需要借助宿主的细胞营养成分而活着，它的细胞里面有所有它生命需要的酶、排泄系统，它就是靠自己就能活下去。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征，决定了人类与细菌的战争是一种持久之战。
人类最为熟知的细菌是鼠疫和炭疽。炭疽杆菌是出现在历史上比较久的一种细菌，也是战争中常用的一种生物武器，曾使无数人丧命。二战时期，日本731部队曾经大量培养炭疽病菌，并用活人标本进行实验。20世纪，美国只发现了18个吸入性炭疽病例，其中最近一例于1976年在加州被发现，大多数被感染者曾从事羊毛或羊皮处理工作。
而鼠疫，在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早在1910年和1920年，中国的东北就爆发了两次。
“鼠疫一直是在一定种类的老鼠里面，不停顿地流行的。这种疾病本来和人没关系，它存在于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当人进入这些地区不知道这里存在这种疾病，他就有可能从事一些会使自己造成感染的工作。”俞东征表示。
当人类去探索未知区域时，无意中接近鼠洞造成跳蚤的叮咬，或者捕捉旱獭剥它的皮吃它的肉，在这过程中受到感染，这时人就感染了鼠疫。
鼠疫在历史上曾经引起过三次世界大流行。公元6世纪，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流行，主要发生在地中海的整个周边地区。当时死了上亿人。14世纪，这个时候就叫黑死病。黑死病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它主要是恐怖的含义；第二个就是鼠疫会造成人们皮下大量出血形成黑斑。
但是鼠疫似乎在全球兴风作浪的机会也不会很大了，现代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不能给它提供广泛传播的介质。
“相对病毒而言，对付细菌我们的尚方宝剑就是抗生素。”俞东征表示，但是人类滥用抗生素的事实让他极为担心，细菌出现了耐药性，乃至出现所谓的“超级细菌”。
寄生虫：与人类并存
寄生虫是一种侵犯人类最早的、历史最久远的疾病。
“但是，大多数寄生虫病不像细菌病和病毒病那么致命，大多数是能够和人类并存的，像血吸虫病那样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少数。”俞东征表示。
但是寄生虫病对人类来讲有另外一种危险性。寄生虫会消耗人的精力、破坏人类健康并造成经济损失。它不像细菌、病毒那样造成人的大量死亡，出现严重的社会事件或者造成社会动乱。但是，我们和寄生虫的斗争比和细菌、和病毒的斗争要更加困难。
“因为寄生虫生存能力太强。也就是说并不是今天发现明天就能够消灭了、控制了的！到目前为止血吸虫病还是令我们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生存能力比细菌和病毒要强得多。”俞东征说。
在人类以养宠物猫为时尚时，却不知自己却跟猫身上的寄生虫进行了亲密接触。
“当猫爪抓破人体后造成伤口发炎，就有可能患有猫爪病，也就是巴尔通体病，刚感染的时候是一种很无关痛痒的小病，发发烧，难受两天，但是经过20年到40年以后它能对我们的心脏造成破坏。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红细胞里面，积存到心脏的瓣膜里面，最后把心脏瓣膜破坏，造成一种严重的心脏病。人们都有可能想不起来他当年曾经养过猫，当初感染的时候很不严重，但是最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俞东征表示。
除此之外，弓形虫也是宠物身上常见的一种疾病，是中医所说的三尸虫。它是专性细胞内寄生虫，人感染了这种寄生虫，便患了弓形虫病。猫、狗的身上和口腔内常常有弓形虫包囊和活体，直接接触易受感染。
而且人和人之间也可以互相传染。怀孕妇女，可以把弓形虫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患弓形虫病的妇女，在怀孕期如果有血播期（即弓形体、燕形体、尖形体活动）胎儿一定被感染，被感染的胎儿有80%为隐伏性的慢性弓形虫病患者，携带终生。
医学的挑战
在人类面对病毒、寄生虫、细菌这三大人兽共患传染病时，找到对抗它们的武器是首要任务。
“造成我们最被动、突发事件最多的当然要属病毒。面对细菌，我们有抗生素作为尚方宝剑，但对病毒则没有。最近这40年来新发的传染病绝大多数来说是病毒引起的，造成人的大规模的死亡的也都是病毒造成的。”俞东征表示。
在所有的传染病应对措施中，最迫切的问题是筛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在新发传染病中，约2/3由病毒引起；在目前仍然无法治愈、高度致死的传染病中，除疯牛病的病原体是新认识的，具有传染性的蛋白质外，也全由病毒引起。而迄今为止，针对病毒性传染病，仍然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如果说青霉素的发现导致了一场医学革命，而针对病毒性疾病，全世界仍然站在青霉素发现前夕的那道门槛上。
“现在抗病毒的药还无法和杀死细菌的抗生素相提并论。比如现在被提倡使用的达菲，它在试管里可以杀死病毒，但是如果打到人体里它却只能在血液里而进不了细胞。病毒在细胞中繁殖完了再出来感染别的细胞的时候，达菲可以将其消灭，但是不能根除，只能再靠自身的免疫力去除掉细胞内的病毒。”俞东征表示。
据俞东征介绍，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索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多年，但都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病毒、具体的疾病。长期的工作已经表明，传统的药物筛选模式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一类简单的、可靠的、像抗生素的抑菌试验和抗肿瘤药物的干酪乳酸杆菌模型一样，适合于大量筛查的工作模型。
而在人兽共患疾病的研究领域，似乎也不是那么通畅，因为人兽共患传染病涉及广阔的领域，这就要求各领域间的通力合作，特别是目前工作在这一领域的3支主要力量：野生动物保护、农业部门、卫生部门，应当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的形式，是由人兽共患传染病作为一门科学的特征决定的。
人兽共患传染病到底是如何从动物身上传染到人身上，如何发生的变异，这必须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才能够发现。
“现在科学界的分工不太适合发现这些问题，现在是每个人有一个领域，我们只是知道我这个领域里的事，对于那些没有被人类意识到的，常常没有人或者没有系统地做过研究，因此，很难作出这种预测。需要科学系统有所改变，对人兽共患性疾病来讲，需要把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医生、搞动物的兽医、还有搞自然保护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把这些人的力量结合到一起，去研究这些现在还不存在、将来可能存在的疾病，只有这样组织起来，才可能回答你的问题。”俞东征表示。
新发传染病的概念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们国家在这些科学上的分科起码有200年的历史了，当初我们的认识都是固定的，例如，鼠疫永远不会变成别的细菌，所以我就研究它，不研究别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可能是由动物肠道里的细菌变成我所研究的鼠疫菌，可是这些东西却没有人去研究，我们现在努力去找鼠疫菌是怎么来的，一时还找不到，至于说其他工作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
（摘自5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