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历史和现实却证明了二者其实是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关系
两百多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在生产生活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变得极为丰富。所以很多人包括学界中的传统科技史观就认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呈现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即所谓科技越发展就越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解放。可是历史和现实却证明在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的深刻关系值得我们去再认识。本文将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从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关系尝试做比较。
一、社会发展标准的界定
传统的史学观点，包括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把器物的演进作为历史发展先后顺序的重要参照物。人类历史由此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大机器工业时代和电子科技时代。毋庸置疑，这些器物代表的生產力进步的标志，但是生产力进步却不一定能全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中我们往往过于重视物质性的遗存，而忽略了深入考察原始人的精神世界。正确的研究方法是我们要充分重视考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不能有所偏颇，否则旧石器时代中出色的岩画艺术和音乐舞蹈和其相对拙劣的物质生产工具就显得似乎十分矛盾。汤因比指出：“仅把器物作为划分社会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那么我们就成了器物的奴隶。”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②这无疑也否定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仅仅靠空洞的理论是无法使人信服的，现在让我们分析几个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例子就能证实两者之间深刻的复杂性。
二、科技进步对社会影响的多样性
一般而言，科技进步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先来证明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我国南方在东晋之前，由于人烟稀少，技术落后，很多地方还处于极其落后的阶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③但是自东晋时期之后，由于北方汉族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人口，南方迅速得到了开发，到了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正是转移到南方。这说明了科技进步与普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匈奴在学会冶铁技术之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秦末汉初年由冒顿单于统一匈奴，从此迈入了奴隶社会。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科技对社会发展只有积极作用，但接下来的一些例子就会让我们科技发展决定论的堡垒迅速垮塌。让我们把视野放得宽阔一些，宏观的考察技术的进步或停滞不前对文明的进步和衰落之间的关系，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技术和社会乃至文明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说，每一个停滞文明都创造过一项高超的技术。波利尼西亚人是航海能手，爱斯基摩人是出色的捕鱼能手，斯巴达人是出类拔萃的勇士，游牧民族是杰出的驯马人，奥斯曼人则是驯服人类的大师。这些都是文明停滞不前而技术不断提高的实例。具体以爱斯基摩人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高超的技术却不能激起社会的发展。简单的说就是爱斯基摩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太恶劣了，这些制约了他们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维持生存上，他们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圈附近创造了一系列适应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如汤因比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自觉地成了北冰洋的奴隶”。“这种文化已经被迫把几乎全部能量用在发展维持生计的方法上了”。④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在隋唐达到了鼎盛，自宋代之后，一方面是文明的停滞和衰落，另一方面却是三大发明：罗盘、活字印刷术和火药在宋代的出现。技术进步但社会发展却停滞的例子说明：所谓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信条是有条件的。自然、社会、文化都是科技能否推动社会进步的土壤。科技只是一颗种子，这一颗种子在一个区域环境下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在另外一个区域只能生长为野草。
让我们再看一看技术进步，但社会却显著倒退的例子。近代科技催生无数的文明成果，容易让我们形成纯粹以技术衡量社会进步的偏见。其实社会的进步与否更多的是看人的全面发展。考古学中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期的岩画，这些岩画之精美和所表现原始人的歌舞艺术远远超过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但是新石器时期之后的工匠却将原始艺术的绘画者和舞蹈者碾压在社会前进的巨轮之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文明却明显的倒退了，因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艺术消亡了。
古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曾经是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人类难以想象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能建造出如此气势恢宏的金字塔。即使使用现代建筑技术人类也几乎不可能实现与古埃及人比肩的建筑水平。但如此高超的建筑技术却无法进一步推动古埃及文明走向继续发展和繁荣，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灭亡。
三、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复杂化
至此，我们应该就科技进步与古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与总结。从社会环境方面分析，科技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科技与技术没有紧密结合之前（大致以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分水岭），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主要来源于民众，人的精神主体性在民间有一定的彰显。因为民间（例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文化和技术，并且与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分庭抗礼之势。而统治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往往垄断了科学和主体文化。中国宋代社会以前讲究“礼不下庶人”就是这种文化形态的概括。所以技术进步往往不是由统治者，而是由民众推动的。在民众和统治者合作密切之时技术进步和普及就会形成一股由下到上，由少及广之势，进而推动社会较为全面地发展;而另一种情况，在统治阶层和社会底层民众发生分裂之时，这种技术进步上升和普及的渠道就会发生拥堵，因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却是文明的衰落和解体。简单的说，技术进步能否推动社会发展主要看社会中各种条件是否具备。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科学和技术日益紧密地结合使得一些情况发生了改变。
16世纪以来，以哥白尼发表《日心说》为标志，西方的近代科学的浪花首先在天文学掀起了一股巨浪，对宗教的唯心理论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冲击。天文学的革命也引起了物理学的大爆炸，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构筑起经典力学的大厦。正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工业革命创造的科技成果极大的推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谈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为科技推动社会的极大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但工业革命的利剑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披荆斩棘，高歌前进之时，它却在另一些领域和无产阶级身上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疤。从自然环境上说，大量的燃烧煤炭使得空气质量日益下降;工厂中愈来愈多的机器生产，为工厂主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机器同时也代替了一部分工人的工作，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另一方面工人不分昼夜的被绑架在机器上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把工人们的血汗当成运转的润滑剂，机器的进步日益和人的发展日益对立起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磁学的发现和进步为基础，在欧美国家又掀起了一股更强大的浪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席卷全球，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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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也浸染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电气革命诞生了一批划时代的发明：电灯、电报、电话、汽车……这些发明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石油开采和加工业、化学冶炼与合成业、汽车制造业……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科技确实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这一进步是建立在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的代价下取得的。人与自然界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对立同一关系。一味的向自然界索取最终迎来大自然无情的惩罚，1952年伦敦的光化学烟雾至少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同样的悲剧1956年在日本的水俣县上演，工业污染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汞，导致大量的人中毒。这种科技进步的同时产生的社会毒瘤，至今无法得到彻底的根除，这些都让我们反思科技和社会发展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为基石，吹响了信息科技革命号角。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更新把生产力的发展带上了高速公路，不断冲击着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入了一个电子信息化的时代。知识的大爆炸和科技革命不断冲击这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活动范围甚至超出地球，走向太空。在科技的推动下，人类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另一方面，原子弹却威胁着世界和平。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导致了几十万人的伤亡;切尔诺和贝利核电站泄漏导致至今其周围三十公里内寸草不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冷漠与不信任，网络的虚拟性拉近了每个人的地理距离，但却在心理距离上愈行愈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现实世界中是四维的，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是丰富的，网络聊天工具却粗暴的把这种情感交流方式割裂成一维，即同步时间，因而在网络中产生只是情感的泡沫而已，泡沫一碎就会产生精神空虚，长此以往对网络形成依赖以后，就会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冷漠与不信任。汤因比说：“现代城市居住在一栋楼里面的邻居只是地理上的联系而已……”⑤当下在中国社会中我们随处可见被手机、电脑等机器俘虏的人，人的主体精神已经依赖于机器，有的人甚至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这不得不说是科技进步在人类精神世界产生的毒瘤。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在科学和技术深入结合的当下相对于古代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科学和技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知识精英集科学、技术为一身。社会主体文化和思想被统治者掌握，底层的劳动阶层丧失了通过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科技成了统治者的拐杖，科技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无论从速度、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矛盾也日益复杂化;人类日益成为机器的奴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思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社会发展和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处理好三对矛盾和多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未来城市的使命是“把人类的最高利益放在他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把支离破碎的人性人格重新统一起来，把人为地肢解了的人——官僚、专家、”能手“、失去人性的密探等——变成完全的人……”⑤这不仅仅是未来城市的使命，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汤因比著.历史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第1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8、119页.
[3]《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51页.
[4]Steensby， H.P.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Eskimo Culture， p.43.
[5]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6][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中國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583、584页.